晚唐重文轻武士风与士人命运

晚唐武宗朝后,君臣未能审时度势,重文教,轻武事,形成重文轻武士风,影响了众多士子的人生选择和个体命运.此风导致士大夫阶层更为清高的心理态势,助推了士人阶层与武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末世之中武人对士人的杀戮和报复.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切反思.     

《黄英》文化内涵浅析

《聊斋志异》之《黄英》篇因超越了对普通神怪故事的简单叙述,具有深刻文化内涵而受到读者的关注,文中拟从士魂与商才的联姻、对男尊女卑意识的反叛以及作者自身意识的渗透诸方面对《黄英》一文的文化内涵作一简要分析。     

宋代讼师的来源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繁荣,人们之间的利益往来更加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冲突、诉讼的频繁。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是以和为主的思想背景下,发生诉讼时往往认识不到它深层的经济原因,转而归咎于讼师(哗徒)兴讼败坏社会风气,讼师的地位受到明显的鄙视。本文主要从讼师的来源分析其受鄙视的原因。     

陆九渊的教化途径与方法

陆九渊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德育思想非常丰富。目前,学术界对他的德育方法,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和途径的研究却显不足。本文将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期丰富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     

回儒对话的几点认识——在新加坡“儒学与宗教”研讨会的演讲

正17世纪,或谓明清之际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西方文化东渐,中土文化西被。此时期近百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或译或撰出版了数百种宣扬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书籍,自周秦以来中国士人大一统的"天下观"垮塌了,被动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利马窦的《万国舆地图志》里的"世界观"。"世界"一词,虽最早为佛教用典,但被西人借用已有另一意义。传统中土的"天下"与西人的"世界"构成不同的人文品质,体现着中西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熟悉那个陌生的"世界"?至少,有一个人群     

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由汉灵帝独立发起并组织的 ,其初衷和实际并不是直接针对党锢之士的 ,而是针对东观、太学等清流士人 ,同时也是针对宦官集团的 ,因此鸿都门学是汉灵帝执政时代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它介于清流与浊流之间 ,是汉灵帝试图依赖的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