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表现

侠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早有,随时代发展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偏安南方一隅,其文人咏侠诗不仅反映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前代文学影响,也体现出文人独特的心态及文风。文章从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现象--诗中豪气、地理及季节特点、侠的佩带物及表现的知遇情结,仍可找出诗中深藏的文化根源,及梁代文人咏侠诗得以呈现别具一格的审美观的成因。     

红桥修禊与清代士人之心态流变

修禊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在历史的流变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人雅集的重要形式。从闻名古今的兰亭修禊开始,修禊不断地被后世文人所模仿,留下了众多的千古佳话。文章以清朝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所举行的几次著名的红桥修禊为例,通过这几次文人禊集中流传下来的诗文词赋,揭示出清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及在不同时期士人心态的流变。     

论唐代爱情诗及其文化蕴涵

唐代的爱情诗可分为以女子为表现主体和以士人为表现主体两部分 ,那些以女子为描写对象的爱情诗是千百年来封建的男权文化驯化的女性的感情缩影 ,透过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男性的优越感 ,以及他们观念与行为的矛盾。这些诗歌的产生有诗人托闺情寓宦情和相互模仿传染的成分。以士人为表现主体的爱情诗则反映了当时门第观念作用下青年人自由恋爱的苦闷失落 ,以及夫妻间的恩爱相思 ,从而拓展了爱情诗以男性视角关照自我情感的新领域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志怪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与信佛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近二十余年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交融史研究综述

按照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相交融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冲撞、交流、融合等方面进行研究综述。     

精神荒漠上的血色残阳——浅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早期军阀政治的影响

科举制作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传递儒家文化的精神枢纽,它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切断了士阶层的缙绅之路,促使士阶层分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和文化的打击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一时陷入蛮荒状态。道德文化的失范、士人的分化和地方绅军政治的膨胀为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和军阀混战提供了心理依持和政治资源。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