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人合一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在如何理解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问题上,有一些疑点需要认真辨析.本文认为,孟子虽然也多次谈到过有关环境的问题,但那多是受到农耕文化影响的结果,是由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孟子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谈的是道德境界问题,是成就道德达到人生最高层面后,一种与天地合并为一的精神感受,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天地境界、天人合一其实不过是对道德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表示罢了.我们在讨论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宜将孟子有关环境的论述作为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部分,把孟子打扮成一个战国时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不宜将天人合一视为神秘主义.     

真切自然:《人间词话》文学批评的基点与核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境界说”以及以此为基础理论阐发的批评实践中归纳的重要理论 ,其实都围绕着一个评论基点核心 ,并以此为贯穿《人间词话》文学批评的精神 ,这就是真切与自然     

冯友兰境界说的道儒思想辨析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主要是从道家和儒家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具体地说,他所倡导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主要是道家的,他所倡导的次高境界即道德境界主要是儒家的。有鉴于此,笔者极不赞同把冯友兰归入新儒家,因为,与其把他归入新儒家,还不如把他归入新道家,既然他最为推崇的东西是道家的。当然,较为公允的提法应是：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各家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家     

试从境界上探析英雄主义的本质特征

古往今来,对英雄主义本质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息,它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它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从境界上解析就成为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本文从真、善、美的人格境界入手,阐述了求真、求善、求美分别对英雄主义本质的内容特征、品质特征和审美价值特征的揭示,从而对其本质有更深的理解,为培养部队战斗精神及树立科学的英雄观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王国维与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异同管窥

王国维和克尔凯戈尔均提出了人生的“三境界”,其内含具有同质性和差异性。共相之处体现为推崇恐惧、颤栗及形而上焦虑等原初情感,重在对绝望现象学的描摹,精神本质关涉真理场域所绽出的本真自由,彰显了本体存在的价值诉求。不同之处体现为王国维“三境界”内含动态上升的逻辑指向,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则是重叠交错的意指结构。王国维“三境界”是对人生意义和终极问题的美学关切,是动态上升后的“静态”自足,是对“罪孽”的条件性和暂时性解除;克尔凯戈尔“三境界”重在对“罪孽”的辩证法扬弃,肯定“骑士信仰”的信念守护,最终指向宗教救赎之境。     

主体参与的要义、逻辑起点及其境界

参与是主体对活动的能动性作用过程 ,是能力和倾向的统一。本文对主体参与的要义、逻辑起点及其境界进行了探讨 ,认为主体参与是现代教育的学生观在教学中的反映。教学要发挥其发展学生的功能 ,就必须借助主体参与这一有效机制。学生对活动的强烈兴趣是主体参与的前提 ,学生对交往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形成和谐的教学环境。发展性教学所提倡的就是主体参与基础上的活动、活动基础上的发展。活动与交往是主体参与的逻辑起点。主体参与实现学生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 ,自由意味着权利与责任 ,是主体参与的最佳境界     

《声无哀乐论》接受诗学研究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诗学的重要体现,它在阐释音乐活动过程时,蕴含着丰富的接受诗学。首先,它解除了音乐的名实之累,肯定音乐的独立价值,突出音乐的主体地位,着重分析音乐乃天地合德、阴阳相融的产物,有自己独立的＂自然之理＂。其次,论述了音乐接受中＂人情不同,各师其解＂的情况,着重分析了音乐接受的基本层次和＂人情不同＂导致对＂和声＂接受的不同情况。最后,分析了音乐接受的作用,即具有养性娱情＂与天地和＂的作用。     

论哲学境界与人文精神品位的内在契合

哲学境界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对人的精神追求的理论表达 ,体现了人的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哲学境界的精神品位同人文精神的内在规定是统一的。人对自身的“全面”旨在确立人文精神的崇高品位。哲学境界的理论功能就是把握人文精神的所内蕴的生活的整体性、终极性意义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回乡创业天地宽

55岁的陈绍发，是阆中市大垭乡的一名失业返乡农民工。年轻的时候，陈绍发便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先后到过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在浙江余姚一家塑料厂，他从普工干到技工，成为从事质检的专业技术人员。正当工作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受金融危机冲击，塑料厂大幅裁员，他也因年龄偏大而失业，返回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