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蕴论》的研究

<五蕴论>是佛教唯识学派的纲要书,也是法相宗瑜伽十支论之一.其梵文原典在印度早已失传,但西藏布达拉宫保存有一部该论的梵文原典手抄本,2008年校订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五蕴论>不仅对佛教专门术语的定义有明确的解释,对于阿赖耶识存在的问题也有所论证.文章在详细介绍了该手抄本和校勘本的同时,对<五蕴论>的先行研究和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内容大意等情况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述,并对阿赖耶识的存在问题也作了考察.     

汉魏六朝文论对虚幻性文学的理论阐释与价值判断

虚幻性是魏晋之前中国文学艺术的突出特征。面对普遍存在的恢诡谲怪的艺术现象,王充、嵇康等人在理论上都持否定态度,导致艺术创作实践和理论概括之间的脱节现象。刘勰凭着理论直觉注意到文学艺术中的"诡异之词"和"谲怪之谈",但依据"依经立论"和"事信而不诞"的理论原则,对虚幻性文学基本持否定态度,对其艺术特征及理论价值认识不足。"宗经""征圣"的立论原则以及东汉以来的朴素唯物论是限制汉魏六朝时期对虚幻性文学艺术正面解读的障碍。     

差别原则与利他主义——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一个批评

罗尔斯运用社会契约方法来构建他的正义理论，而这事实上意味着以原初状态中立约人 的选择或同意作为其正义原则合理性的基础。但立约人的选择或同意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或同意， 也即是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选择或同意，简言之，是基于利己主义理由的选择或同意。这就表 明，利己主义的理由才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最终基础。若是这样，则基于利己主义考虑的差别原则不 可能蕴含他所阐发的那些利他主义精神。欲保持理论的自洽，他要么舍弃契约论的证明方法，要么抛 弃他对差别原则利他主义精神的相关论述，但无论哪种选择都伴随有巨大的代价。     

《真现实论》的“理性批判”

太虚《真现实论》依唯识学理,剖析、探究理性,并对康德的理性批判进行了分散但较全面的批评。康德所谓先天感性形式及知性范畴,为色心分位假法;物自体为第八识相分。意识相应分别我执似先验统觉将感性杂多摄持为"总聚假相";灵魂、神、宇宙等先验理念统一内外经验,它们起自六、七识于八识执实之俱生及分别我执;第八识总摄诸法归于见分、相分、自证分;七识缘八识见分为我是真带质境,六识分别我执的"妄相"运用只适于经验的名言来分别"人我"常、一主体;分别共相的理智能运用于经验而不能运用于物自体,但"二相"是理智本性;众缘集现之摄持力归与法相唯识;缘起性空故因果律与自由一致。     

医古文翻译：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

随着中医的发展逐渐走向国际化,关于中医的中外交流日益增多,而对中医的翻译却又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其难点主要在于保证医学信息的正确与完整的同时,又要将中医中文化内涵准确地传达。本文试图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新译论,将医古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大维度进行分析和说明,以期为医古文翻译的障碍找出解决办法,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文化交流。     

新视野

<正>反腐"深水区"的政治思维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道德溃败?原因比较复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契约相对缺乏之下,和心理契约被破坏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的传统,由于缺乏社会契约的意识,所以只能靠强势群体讲道理来对全社会做出示范。强势群体,尤其是掌权者,占据了这个     

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视角——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思想史关联

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最根本分歧是在含义论(Bedeutungslehre)方面,这是由于他们各自处在不同的语言哲学立场上所导致的。胡塞尔通过对洛采(Lotze)和鲍尔查诺(Bolzano)的柏拉图理解而形成的直观的观念论,恰好构成在柏拉图主义的弗雷格与心理主义的马尔梯之间的一个区域,因此胡塞尔也会受到来自他们两方面的批评,而他们各自的背后站着洛采和布伦塔诺(Brentano)。胡塞尔认识论中的观念论和语言学中的含义论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学特点:它们主张作为纯粹含义的观念的存在,同时主张这个存在是可以被直观到的,是可以显现的。这就是胡塞尔早期"直观的观念论"(Idealismus)的基本意涵。     

何承天《安边论》与“元嘉之治”

何承天在《安边论》中提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建议,是认识“元嘉之治”的重要参照。《安边论》的主旨与核心思想——“安边固守”的主张,是处理南北关系的指导方针,其言外之意是反对用战争作为解决边境争夺的手段,主张采用怀柔政策来对待北魏。针对当时的南北形势和宋魏双方军队的特点,《安边论》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战略战术、富国强兵的政策,以及将边境地区的居民南迁到安全地带、加固城池、劝课农耕、制造车辆和兵器等具体措施。宋文帝没有接受何承天的主张和建议,作好充足的战备,因而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声无哀乐论》中的古今观念与音乐思想

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奠定的儒家乐论一再强调先王在制定音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故而它们对音乐性质的认识与其古今观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而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对儒家乐论的继承、革新也与其古今观的更新有关。嵇康乐论思想在阮籍的基础上进一步背离了儒家传统思想,《声无哀乐论》对儒家乐论思想的批判也与其对儒家传统古今观的批判息息相关。这一观念对乐论的影响使《声无哀乐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乐论的束缚,音乐已经初步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