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报工作效率的几个问题

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竞争意识增强了。而在公平条件下的竞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各项工作效率。在图书报刊市场中参与竞争的学报，其各项工作效率也在逐步得到提高，本文仅对学报工作中的三个效率进行了浅谈薄论。     

国际大刊Nature编辑谈

通过对具有百年连续出版史的“国际大刊”即英国科技期刊Nature的办刊分析,指出其具有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体现综合性科技期刊的鲜明特色,编辑人员在改稿上体现出Nature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述风格,这家期刊在用稿上让责任编辑确有权责,在发稿上特别强调了出版速度等等,并谈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应该向Nature学习借鉴之处。     

同呼吸共命运的五十年

《北大学报》（社科版）创刊50年了，我同它交往也是50年了。我对《学报》而言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我从《学报》诞生以来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是我获得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也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成了它的作者的。《学报》1955年第1期上刊登了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三位先生和我共同撰写的文章。此后，除10年“文革”而外，我关于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独创性理解，是20世纪60年代在《学报》上首先发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学报》上发表了若干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其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80年代以来，我成了《学报》的编委，1987年成为副主编（当时负责实际编辑工作的是编辑部的同志们，主编、副主编实际是今天的编委会主任、副主任），1991年成为主编，后来改称编委会主任，直至今天。可见，50年来我同《学报》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仅如此，我还是在《学报》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成长的。当然，我所做的一些努力对《学报》的进步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这50年是我同《学报》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成长和前进的50年。     

确立精品意识,创立品牌期刊

高校学报要创立品牌期刊，一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二要确立精品意识，争创品牌期刊；三要坚持学报的特色化；四要在学报编排上坚持国际化与规范化；五要全面实现编辑技术手段现代化。     

浅析政府行政中的舆论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脑网络等媒体形式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同时,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公权力的扩大易导致乱用、滥用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而难以积极地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舆论监督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方式而成为对现代政府实行监督使其规范行政的一种必然的监督方式。     

完善新闻法制的意义

新闻媒体面临法律问题,需要将新闻媒体自律和现行法律的约束结合起来,以填补新闻立法方面的空白。同时,也要加大完善新闻法制的力度,从而保障新闻媒体在激烈竞争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     

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2006年汉中会议纪要

2006年10月12日-16日在陕西汉中召开了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暨2006年学术年会，来自全省22家学报、杂志社、期刊中心等单位的109名编辑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学会理事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张积玉教授到会作“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工作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我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唐都学刊》和《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陈正奇等7位代表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办刊经验、体会。会议以实施名刊、名栏工程为主题，围绕如何提高办刊质量、提高编辑人员的创新能力、特色期刊评奖、综合学报专业化、编辑出版质量…     

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

对7所高校1 300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一定影响,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其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政治知识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对时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政治价值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在国家民族意识方面与其他频率上网者无差别,但其对政府和现行政策认同程度明显偏低;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和网络建设,克服网络对青年的消极影响,完善网络媒体政治社会化功能。     

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