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试论战国时期的质宫制度

质宫制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个以法治军、整军经武的重要制度。当时的质官制度有明确的拘押对象；有严格的建造规定；有严密的防范措施；有专门的饮食制度和居住条件；有人质的行为规范及质宫中奖惩制度等。它的出现使列国军队的战斗力普遍得到增强。     

“使动”双宾语结构说略

所谓“使动”用法,是指名词、形容词和不及物动词活用为“致使性”及物动词的一种文言语法形式,属于词类活用的范畴;而“双宾语”是一个谓语动词同时带有两个宾语的一种句式,属于句型结构的范畴。南开大学教材《古代汉语读本》早已打出了“为动双宾语结构”的旗号,而应用更为普遍的“使动双宾语结构”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论互文性理论视阈的诗歌用典

大多文本都是互文本,“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共同特性.使事用典是中国诗歌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本文介绍了互文性理论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诗歌用典与互文性理论的联系,论述了诗歌用典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结合诗歌实例分析了中国诗歌用典的互文性现象,并对诗歌用典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金瓶梅词话》"使"字句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中语法分析三个平面的理论,从句法、语义等方面对<金瓶梅词话>中的"使"字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较全面地揭示其内在规律.     

《诗经&#183;大雅&#183;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