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简《诘》篇与六朝志怪小说渊源关系

睡虎地秦简《诘》篇是志怪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渊源性文献。作为巫术之书,其中志怪因素较多,不少条目已具有志怪故事的雏形。特别是其中的鬼怪形象、驱邪巫术及部分条目中体现出的叙事结构、人与鬼怪的交通模式等皆深刻影响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的一个条目或片段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已经形成一种类型化、规模化的书写。《诘》篇与志怪小说同属于巫文化,这是两者发生联系的重要原因;巫术的生活化特性和民间传播的特性也促进了巫术的故事化,促成了志怪因素向志怪故事的转化。     

论魏晋隐逸小说主题的生成方式

魏晋时,神仙道教、巫术与隐逸杂糅在一起,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内涵融入了新的元素,这种隐逸文化新思潮随即也影响到隐逸文学的创作.魏晋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隐逸的题材,且体裁种类繁多,有志怪类、志人类和杂传类等,其主题生成方式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体现了早期隐逸小说独特的文化意义.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夸父神话和逐日巫术

《山海经》夸父逐日中的“入日”之“入”,乃动词的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太阳下去”.夸父手执桃木杖能够将太阳赶下去,是远古先民出于消除旱灾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活动.因此,夸父逐日神话是巫术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

在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人们对自己生存地域以外空间的认识有限的情况下,受宗教神灵观念的束缚,早期先民对于出行常怀有恐惧感.出于趋利避害、确保出行顺利的目的,古人在行前不仅要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而且还常通过某些巫术手段来确保出行的顺利.<额济纳汉简>所载有关出行择吉、行前除道、急行厌胜等巫术资料正是此类民俗信仰的真实反映.     

法律视域下迷信的解析

我国现行法律将迷信活动界定为不属于宗教范畴的非法行为。但迷信活动是理性抉择的结果,是一种巫术行为,迷信与宗教并非对立关系。因此,法律在规制迷信活动时应作区别对待。     

壮族节日巫术形态

本文以民族志和田野考察资料作为研究依据,认为壮族节日活动中,隐含着祈求巫术、驱鬼巫术、占卜巫术三种巫术形态。壮族群众在节日里,利用各种巫术手段来满足自己驱邪避鬼、祈福消灾、预测丰歉的意愿。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元代大江南北普遍存在巫觋信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风更盛。当时所谓“淫祠”、“妖祠” ,大多与巫觋信仰有关。巫觋被认为有治病的功能 ,且能预测未来 ,是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者;又能施行厌镇、蛊毒、采生等巫术 ,致人于死。汉族地区盛行的算命、相面、占卜等活动 ,都与巫术有关。巫觋在元代社会中影响颇大 ,但亦有人持怀疑的态度     

汉武帝时期的巫术与政治

汉武帝笃信巫术,并把巫术当成一种追求他的理想抱负和情感需求的工具。巫术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汉武帝对巫术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对巫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到疑,再到恨的过程。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经历了由巫术仪式叙事到祭礼仪式叙事、民俗仪式叙事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结果。中国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促进了中国歌乐舞合一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催生了道教的形成。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对于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随着官方的礼仪不断融入民间生活,神话的仪式叙事逐渐演变为能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民俗仪式叙事,人民大众成为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主体,对中国节日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