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自我认同的途中 ——“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自我”之流变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是指女性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与秩序中的求证和确认."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呈现为自我发现、自我失落、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认同过程,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所表现出的由社会认同到性别认同再到身体认同的转换和深入,实际上是对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颠覆与抗衡的渐次加强,由此女性写作中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建构.这表明女性写作的自我认同是对外在奴役的挣脱和主体自由的寻求,其意义在于自我行动的动力过程.     

广告中被消费的性别形象

女性主义对广告等大众媒介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歧视、被贬抑以及角色定型等方面,由此分析性别模式中存在第一性与第二性不平等现象;但是多数论题中隐含着性别的二元对立倾向,即女性处于第二性是由男性掌控的话语权所致。就文化批评而言,这种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就传播本质而言,广告是一种说服性和营利性的传播,它的文化意味更多地决定于其商业运行规律,在此背景下,广告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便由文化批评所应有的合目的性变成了商业运行的手段和方式。对广告的文化批评如果只是在文化的层面进行,把女性在广告中被贬抑和定型化现象归罪于男性,忽视男性在广告中同样被消费的状况,则很可能强化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不仅对性别平等无益,而且误中了商业运行重塑现实、重塑文化的圈套。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与应对决策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偏高,并且表现出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造成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外生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标本兼治:抓紧抓好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妇女地位;严格生育行为管理;调整生育政策弱化男性偏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     

传统性别文化的生成背景探析及其对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各种观念形态或物质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系统。任何类型的文化总是生成在一定类型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大陆性地理环境，“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传统文化的生成土壤，即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与情境。     

生育性别选择的伦理省察

性别选择既是一种受“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然生殖行为 ,又是一种受人为因素调控的行为。人类在生育性别选择上从别无选择到技术上选择自由 ,这是人类生育技术发展和对自身认识的重大进步 ,同时也是对人类生育道德责任的挑战。在现实社会还较严重地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的情况下 ,人们在生育性别选择上究竟应当奉行个人主义的道德方针还是群体主义的道德方针 ,这是生育当事人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     

新型主流媒体与性别平等文化传播

融媒体时代的深刻变革为性别平等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崭新契机。新型主流媒体是我国弘扬性别平等价值观的重镇。使用联合国“媒介性别敏感指标”对《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性别状况评估,辅之以对青年网民和主流媒体工作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型主流媒体能多角度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风采,为女性媒介形象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能有意识使用新闻事实和科学数据破除性别角色定型。同时,一部分主流媒体的受众具备良好的媒介性别素养,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定型现象积极发声。但是,女性在新型主流媒体报道中的可见度和话语位阶仍明显偏低;单方面强化女性的观赏性和家务职责仍是新闻传播中的常态。这些问题都亟待从法规政策、媒体管理、新闻实务等角度推进变革。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例

文章使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采用Mincer工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三地居民的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三地虽然同为中国经济改革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在分析性别收入差异时,经济发达地区不能作为一个同质体,它们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也不应该被一概而论。     

大学生关于能力与热情的内隐混合性别刻板印象：来自IAT的证据

目的：考察大学生关于能力与热情的内隐混合性别刻板印象。方法：从某高校选取90名大学生,采用两个内隐联想测验（IAT）探讨大学生是否对男女两性存在热情和能力两个内容维度的混合刻板印象。结果：与女性相比,大学生更多地将消极热情和积极能力与男性相联系;与男性相比,被试更多地将积极热情和消极能力与女性相联系。结论：被试对男性存在着消极热情—积极能力的内隐混合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存在积极热情—消极能力的内隐混合性别刻板印象。     

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 ——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丧偶老年妇女养老的家庭与社会支持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和国家及妇联组织对女性群体的期待与要求,发现“新女性”是这一时期女性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新女性具有以“四自”精神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承担社会与家庭角色交融的复合角色,发挥道德示范与情感传递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新女性形象折射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