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不法理论与一阶层过失模式之证成

与故意犯相比,当下通行的两阶层过失模式在不法层面的判断脱离行为人,其在责任阶层判断主观预见可能性的做法,与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将主观心理要素归入构成要件阶层的做法并不一致,有违体系判断的原则。为了克服两阶层模式的弊端,新进观点主张过失只存在于构成要件阶层的一阶层模式,但这一模式有混淆不法与罪责之嫌。在韦尔策尔教授的人的不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将个人能力引入不法阶层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可以为一阶层过失模式找到理论支撑,同时保持不法与罪责的划分。这种植根于德国学界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也有本土化的可能。     

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

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构建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标,探究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平台建设的加强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区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越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宽区域数字化的研究视野,丰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施工项目技术整合过程量化研究——基于石油工程建设企业数字经济的分析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营销模式。就施工项目而言,“生产线革命”意味着施工项目生产组织模式的变革,如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以及现场作业执行中的技术整合活动。基于石油化工施工项目技术整合理论和实践,尤其是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施工项目技术整合过程及要素关系理论,分析施工项目技术整合活动的创新与管理,以提升企业数字经济质量。研究表明,施工企业通过项目“人、资源、环境、价值观”多方面的整合与融合,有助于推进项目实现成功管理。为此,工程建设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项目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管控的问题。     

《共产主义原理》解放观对启蒙的超越

启蒙以人之解放为确立其自身合法性的核心诉求。启蒙的解放工程追求的主要是精神解放基础上的政治解放,未能科学分析人之解放所关联的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接过启蒙的解放使命,意图科学地探究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现实路径。《共产主义原理》解放观对启蒙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将解放的主体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全部的现实的人,对因受工具理性主导而产生的异化之更深入的批判,以及将消除私有制作为最终获得解放的根本。     

上海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治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上海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治理改革策略,应从树立整体化治税思维和借助数字技术来平衡税收治理结构,从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来完善税收治理制度,从推进税收大数据、电子税务局和协同共治来革新税收治理方式,从而形成统一化、法治化和数字化的数字经济税收治理新体系。     

创业上海正当时

“走在大街上,从来没人认为我不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45岁的傅国华对于上海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感。留学加拿大的傅国华是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出国多年之后,1998年,他辞掉加拿大B＋H建筑师事务所的副总裁一职,重回上海创业,担任斯旦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国华希望在从小生活的上海留下自己的印记。他的设计风格既有加拿大建筑的简约、清新,又与上海人的居住习惯结合起来,很快就得到了上海人的认可。     

陈盛沺的中国情怀

声宝集团总裁、美籍华人陈盛沺,生长于台湾,是坚持两岸中国人要共同开创中国人新世纪的企业家。自上世纪90年代,陈盛汩就对台湾当局建言,强调台湾不可能自外于中国大陆,两岸的政治家与企业家一定要有时代的使命感,为中国人的未来共同携手前进。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区域发展差距：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2003—2020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区域发展差距,空间溢出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我国应该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何以超越数字治理时代的自我宰制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健康码体系在中国应运而生,跨省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成为常态的同时,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引发了一定的担忧。公共治理将生命和身体扁平化为数据信息是否意味着人类受制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人本主义所强调的本真人性指向人和自然、技术和人的绝对二分,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恰恰正当化了操纵本身并导向自我宰制,数字恐惧的绝对合法性因此而存疑。超越数字恐惧有三种思路,即流众、减速或自毁。经由“技术民主”的取径,设立防止算法歧视的数据保护法或许能帮助我们正视数字治理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