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电影”的哲学意义和美学风格

当代中国的电影生产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色彩斑斓的奇葩。它们在我国当代电影屏幕上不时展示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不断拓展异常丰富多彩的电影美学表现空间。从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算起,这一类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已经走过了62年硕果累累的发展历程,     

《倾城之恋》和《乱世佳人》女主人公形象之比较

张爱玲和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女性特有的思维、独特的视角，真实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同样生活于乱世，却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中西方女性角色——白流苏和斯佳丽。这两个女性角色深入人心，中外学者对她们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把她们作为变革时期新兴独立的、女性意识觉醒的女权主义代表，其中不乏单独针对两个女性形象之一的研究论述。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白流苏和斯佳丽的差异，从中西方传统文化方面分析白流苏和斯佳丽的不同。     

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新出版的主潮和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是高度一致的。其因由在于有一群从事出版的有识之士应时代所需,以他们的出版活动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有力的推动力量,这一部分近代出版从业者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也是一代新型文化人,他们将出版作为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一种职业和一种职志。本文以思想史和出版史相结合的视野,从八个方面初步论述了由这一群新型文化人所推动的近代出版与近代思想文化的诸多关联,揭示近化出版对近代思想文化的走向所具有的相当影响,以及对新文化新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苏曼殊与早期新文化派

辛亥革命时期实为新文化派集结之重要时段,其聚合中心则为民报社和章太炎,苏曼殊亦为早期新文化派之圈中人。该群体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本根,将佛学、国粹、“摩罗”精神、无政府主义,熔成中西合璧之非理性主义话语体系。理性与非理性、艺术与科学、国学与西学,不断互动、冲突于此群体之中。新文化运动虽以“科学”与反叛传统著称,然浪漫精神与文化民族主义亦为其强大动因。     

试论陕甘宁边区新旧文化“对话性”特征

新生文化对旧有文化的改造贯穿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田”,其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造旧有文化是边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新生文化采取以退求进、协商对话的方式,剔除旧有文化中的陈腐因素,与新生文化很好地融合,并获得新生.陕甘宁边区新旧文化“对话”机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积弊重重的边区社会为旧有文化提供了生存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积极克服“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同边区旧有文化开展广泛“对话”,并将“对话”机制应用于法制建设、群众路线以及社会改造三方面工作中,收效显著.由此可见,这一“对话”机制既是改造旧有文化的正确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