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曾炘《邴庐日记》的两个版本及其价值

郭曾炘去世前两年所撰的《邴庐日记》稿本已不得见,今有最接近原稿的抄本和其子郭则沄整理的家集刻本。二者差异明显,时间上抄本在前而家集刻本在后,内容上二者互有增损改益,因家集刻本删汰、省略过重,故七卷抄本在卷帙、字数上远超过二卷的家集刻本。     

主体意识铸就的女性丰碑

是“莎菲”“震惊了文坛”奠定了丁玲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莎菲”的魅力源自其作为主体的女人而包蕴的自我意识的独立张扬,性别意识的幽微精妙和作为自主的人对本能意识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同;是女性主体性意识的确立决定了莎菲形象的独立,卓异,而这特立、卓异的形象开启了文学史上女性形象个性化、复杂化、性别化的性格塑造,为女性书写和书写女性提供了一种开拓性的借鉴,引导女性文学走向了更丰富多样的表达。     

美丽的乞讨 欢喜的布施——广州街头行为艺术《都市城雕》创作日记

12月4日 乞讨可以是安静愉悦，而不是可怜兮兮的吗？     

"房奴"日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100块钱

小A在北京7年了,三年前,小A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成为了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2006年,他终于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有房一族,当然,如果按他自己的说法--"成为了房奴一族".     

中唐岭南谪臣与越南独立——基于《热河日记》文献的中国岭南历史认识

《热河日记》是18世纪后期朝鲜王朝学者朴趾源的著名“燕行录”作品。首先,《热河日记》里的中国岭南乃“故谪居地”,中唐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被贬至岭南一事折射出朝政的腐败,更说明岭南未能被朝廷正确定位之事实,这为越南的动乱乃至其后的独立暨岭南地域版图的缩小埋下了伏笔;其次,越南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以五代动乱为契机而得以彰显,最终越南获得脱离中国之机;其三,自宋至清,越南以藩属国身份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热河日记》转述成书于康熙时期的《海外纪事》的越南书写,则表明作者对越南“别是一国”的认同。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从边地看中国：19世纪中叶一位广东高州士人的京旅纪程

清道光年间，杨廷桂两次北上、南还的京旅纪程为我们理解当时广东高州这类有着悠久对外贸易传统的区域的士人如何认识清帝国提供了重要线索。杨廷桂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结合旅途中的体会，通过家乡与途经区域的各方面比较来确立其对帝国的认知，他认为当时大体上仍是太平气象。对于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杨廷桂并无超越常人的见解，相反，他的日记中无只言片语涉及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等重大事件。对他而言，这依然是那个王化所及即是中国的时代。     

位移、再现与回想：民国时期的剪报活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剪报活动逐渐兴起。剪报不仅体现个体的兴味，也是一项技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剪报活动中，剪是前提，存是结果，重读是价值再现。因此，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剪报是通过个体对报刊新闻的“位移”，在空间上生成新的文本关系，形成新的阅读链条。对于读者而言，剪存报刊资料的最终目的，在于“日后”阅读，“重访”历史场景，回想新闻事件。从探寻意义的层面看，读者在日记中留存的剪报资料，更能“活化”报刊新闻，展现“剪”与“存”，“剪”与“写”，“剪”与“思”的关系。剪贴的新闻文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证据”，供读者在日记中予以说明和评论，体现“作文”中论据和论点的关系。与剪报册呈现的多元话题不同，日记中的剪报材料较为零碎，但它融入读者的叙事和评论中，产生了“根植”意义，与作者的言说融为一体。因此，从“剪”的角度探讨读者的兴趣、体验和想象，是阅读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议题。     

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学书写及文化意涵——以其五部旅行日记为中心

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朝名相兼文学家，其日记创作为宋之最。以周必大的五部旅行日记为考察对象，分别从地景、建筑和文化记忆等三个维度探讨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化意涵。地景涉及空间位移中的山川道里、民俗民情、自然景观等；对寺观坟庵等特殊建筑的描写，则呈现了寺观与旅行的关系及坟庵透露出的江南世家图景；文化记忆通过对历代名人题名赋诗的记录及古迹考证，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参与建构江南地方文化的自觉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