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词学史上的柳永翻案之论——郑文焯论柳词平议

在千年词学史上,柳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词人.然而在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对柳永词予以高度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以此突出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郑文焯对柳永的推扬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骨气神韵寄托;第二,章法语言;第三,以柳比周,指出柳乃周之源.郑文焯推扬柳永首先是对词坛现实所存弊端的拨正,推举柳永是为了纠正学习梦窗词而产生的新的偏颇,意欲以空灵救晦涩;其次是郑文焯不立宗派转益多师词学主张的具体实践,郑文焯摒弃了以往乃至当代词学流派出于流派理念的狭隘的选择性;再次,郑文焯与柳永经历相似,情感相通,感同身受.郑文焯为柳永翻案之论,是晚清词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引发人们对柳永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对现代词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     

晚清革命思潮发生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革命思潮是革命思想的发展,而革命思想则源于革命意识。晚清革命意识的形成,固然为国人受不良现实剌激的结果,也与仇满、反满的历史记忆和西方革命学说传播不无联系。不断汇聚的革命意识经过"编码",逐渐形成较为理性和系统的革命思想。而职业革命者对革命的论证与宣传,则使革命思想的张力增强,传播强度提高,革命的观念场与意识流逐渐成型,且不断发展,革命思潮于焉形成。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李鸿章与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

加强海军的军备建设是晚清"自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是建设晚清海军的实际组织者,他直接参与了晚清海军军备建设的全过程。本文试求从战舰购置与自造、海上火器的制造及引入、海军练兵三个方面探讨李鸿章为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     

晚清法制变局中的覆判制度——以大理院覆判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大理院是晚清官制改革过程中设立的专掌审判的近代最早的最高法院,在各省审判厅尚未一律普设、四级三审制无法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外省未设审判厅地方行政衙门审理的死罪案件,暂由大理院覆判。大理院负责覆判外省死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是详谳处,覆判结果一般分为维持原判、驳回重审与直接改判三种。大理院的覆判对于慎重民命、确保全国法律统一适用具有进步意义。而作为过渡时代的权宜之计,大理院覆判活动亦体现了新旧司法体制的衔接与调和,折射出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和努力。     

论晚清小说类型的近现代转型

晚清小说的类型很多,既有中国传统的小说类型,又有引进西方的新类型。文章对其中主要类型如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传奇弹词(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短篇小说、理想派和写实派小说等作了历史探讨,并从总体上对晚清小说的类型规范性作了简要评论,同时阐释了小说类型产生的意义。     

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可以以2000年为限而分为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学界对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的基本框架、观点都已基本界定,相关的论著也有一些;第二个阶段,学界对其研究在深度、广度上有所拓展,有关的论著在数量上要多于第一阶段,但基本观点与前一阶段大致相同。从内容上来看,本文的综述,包括晚清海防思想宏观研究、个人海防思想、同光年问塞海防之争、晚清区域海防思想研究等四个方面。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译入语文化对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运用文化批评学派领军人物安得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分析了译入语文化语境对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