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晚清徽州乡村雇工的身份、工价及其生成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在对近代乡村雇工的研究中,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长工和短工具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工价方面,则有着不同的结论,或是认为工价逐步上涨,或是认为民国之前工价变化不大。于徽州而言,由于多数徽州人经商在外,导致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里外来移民甚多,他们和当地的一些主户、佃仆一起构成了雇工的主体,其中妇女占重要地位。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大多数土地被宗族以公产的形式占有,采取租佃经营;而个人仅握有少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采取雇工的经营模式。面对不同的雇工,工价相同,无身份差别。同时,工价较为稳定。贵溪胡家个案表明,从西方或东南亚农业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模式以及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在徽州并不适用。农村、农民、农业三者并非同质,须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辨析。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晚明与晚清中国对日战争之比较——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晚明万历年间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明廷以保护藩属为名出兵,先后两次打败日本军队,维护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晚清光绪年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至此彻底崩溃。两次中国对日战争,其结果是一胜一负,但后者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确是极为深远的。清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崛起为东亚新兴霸主,朝着世界级的资本主义强国迈进。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迦陵词"崇真重实"风格论

"崇真重实"是陈维崧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认为"崇真重实"是迦陵词感人至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陈维崧之所以能够超越长期以来文人视词为"聊佐清欢"之娱乐工具的传统偏见,与其自身性格、晚明世风及其词学观都有直接关系。迦陵词"崇真重实"的特点还对其创作形式及阳羡词派后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