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差异下各省份环境规治强度量化研究

本文在改进Arik Levinson（1999）的产业结构环境投入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产业结构差异条件下污染排放指数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31个省市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数据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分省数据,分析测算出了2004—2007年间中国各省不同产业结构条件下环境污染规治强度,并综合分析了各省份治理污染努力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点。计算结果与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相吻合。量化分析表明,发达地区在治污能力方面有较强的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发展压力大,保护环境力度不够。因此,作者认为,一方面,环境污染规治强度不够的省级行政区应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实行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积极政策,同时还应该建立发达地区对相邻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形成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激励机制。     

解析室内装修污染的防治

本文针对目前室内装修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所产生污染的来源和危害形式,提出了室内装修及装修后防止和减少污染的措施。     

有机化学实验半微型化改革

通过常规实验与半微型实验的比较教学研究,设计出了试剂用量少,实验操作时间短,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半微型有机合成实验,对实验室开放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媒:经济学家们纵论中国7.5%增长目标

正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5日文章,原题:经济学家们的反应:中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截至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总理提出的GDP增长、就业率和通胀率目标。当他宣布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依然保持在7.5%左右"水平后,市场反应振奋。但专家们随即开始讨论:这一增速是否能够实现,总理口中所说的"左右"一词到底有何含义。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姚伟:新一届政府承诺加快改革,管控债务风险,治理污染,同时依然维持7.5%的增长目标。这太具有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安全研究综述

笔者回顾了近年来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采用贸易环境效应分析基本框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四个方面,而不是采用“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等单因素分析方法,从而更加全面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如何协调统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发展目标已成为未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检察视阈下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跨域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落后、治理体制和制度不完善、监督和查办不力、法律法规缺失以及违法成本低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直接参与治理跨域污染的权力,而是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管来间接影响跨域污染治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体系化权力的全面运行,主动参与跨域污染治理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发布京津冀的“蓝天”希望和压力

去年冬天以来,中国多地连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大气污染形势异常严峻,污染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面对雾霾重重的天气,新一届政府组建后不到3个月,就从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完善法律标准和区域联防等十个方面对大气治理作出要求,及时回应了社会的广泛关切。     

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研究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企业污染的市场手段比政府行政管制手段具有更大的优势,它将市场机制充分地运用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通过排污权的交易,实现低成本治理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具有了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条件,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设计了包括立法、信息公示、监控系统、总量控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和市场交易等六部分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提出了我国实现排污权交易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实证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运作提供了参考依据,随着环境刑事政策逐渐走向严格,环境污染刑事司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但2014年度刑事一审判决显示,我国污染环境罪之刑法适用依然面临重重困境,污染环境罪犯罪构成之基本理论问题模糊不清,刑事司法裁判之间存有较大差距。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应恪守刑法谦抑性,维护环境刑法之独立,突出保护环境法益,准确界定抽象危险犯之边界,采取双重罪过形态,严格限定共犯处罚范围,充分发挥单位犯罪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