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用地分区的云南高原村庄分类方法研究——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5种类型,以定性分析为主,科学性不足。云南省在此分类基础上增加兴边固边类,但各地村庄分类情况复杂,标准不一。本文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基于用地分区探究村庄分类,体现“地”与“类”结合的思路,并将“暂不明确类”定义为“精明收缩类”。首先依据云南省高原用地分区标准,采用主导指标及综合分析法,创新耦合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核验,将村庄分为“坝区村庄”“半山半坝村庄”和“山区村庄”;其次,以频次分析法构建村庄分类评价体系,量化分为五个等级,并说明优先级得到初始分类结果;最后将分区结果和初始分类结果互相耦合,以“区—大类—小类”的分类结构得到石林县“三区五大类十一小类”的村庄分类结果。本文尝试基于用地特征探究云南省高原村庄分类方法,为其他高原地区村庄分类提供实践参考。     

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基于“EKC”假说的实证检验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本文构建了分析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EKC模型,基于2016年CLDS社区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之间明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该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依旧突出,而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中,由于治理能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正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村庄较为普遍。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避免发展初期环境保护不够和发展中后期补救与治理艰难问题。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乡村社会交换伴随着乡村变迁而发生演变 ,这一过程离不开乡村社会特定文化情境的切换 ,不同的社会秩序格局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信任基础孕育催生社会交换的演变 ;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实际展开又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 ,社会交换所赖以展开的社会资本因经济形态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村庄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出也是导致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重要根源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集体经济发展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反思 ——对话"塘约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农户个体要增收,而且集体经济也要发展.主流理论是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集体经济的内生发展,源于贵州的"塘约经验"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改革的样本.基于集体经济总体状况的分析表明,强调经营村庄的"塘约经验"的实践意义非常有限.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鼓励村集体主导农业规模经营的做法充满风险.全国范围内的多地调查表明,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源于上级政府的扶持,和村庄内生资源无关,也就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从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造成的问题出发,应当反思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摆脱"经营性"的村级组织定位.     

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