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物有灵观”看楚国镇墓兽

＂万物有灵观＂是19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所揭示和论证的一个观点,此观点使得人们重新回到过去,深入了解并认识人类的原始祖先。以此观点来追溯楚人通过其祭祀陪葬品、器物纹饰表达对＂神＂的崇拜,投射出人们祈求灵魂不死、驱邪祈福的良好愿望。     

象法天地 成乎人文——楚旋形图式的形态学考察

旋形图式和旋形装饰是楚器物装饰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由楚人创造的、普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样式,是对原始旋纹的继承和发展。透过形态看观念,楚旋形图式既内含着楚文化的宇宙哲学观念,又因表征楚风楚俗而隐含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作为较早出现的结构样式,它对秦汉以及后世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楚秦起诉制度比较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秦国的起诉制度已相当完备,如起诉形式已有了公诉与自诉之分,自诉案件中出现了本诉与反诉,司法机构受理起诉的条件也有了制度性规定,起诉与受理阶段还制作了相当规范的司法文书.楚、秦两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上古中国的法制文明程度.     

楚国铜器铭文札记七则

作为两周铜器铭文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国铜器铭文研究,已经历了北宋至清初乾嘉、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至今4个时期,其中涉及的7件铜器铭文的相关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楚屈叔沱屈□之孙戈》的器主以往认为是屈叔沱,实应是其子之器;《楚屈子赤目》中的赤目一人或认为是屈瑕,实应作子朱看待为宜;对王孙其人的诸多考证,目前还暂时难与文献记载中的某人对应,应阙疑为是;《秦王卑命钟》的时代、铭文释读,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铭文释读顺序的调整,并与吴入郢、秦援助、楚复国等大事联系起来,应将其铸作时代定在吴入郢之后数年;《王命铜龙节》铭文器主身份不是封君一级贵族所有,持有者可能是统领为楚国服役的苦力的小吏;《之金》剑中的一地,或多认为在河南新蔡,然而根据该地不产铜这一事实,应认其可能是今安徽繁昌地;《之倌环》中的"倌"字,以往多作"家臣"解,实应是庶人在官者。     

曲高和寡

此语出自宋玉《对楚王问》。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文学家。他在楚襄王手下做事，有一次楚襄王对他说：“最近为什么有好多人对你有不好的议论，你是否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楚国饮食文化三论

先秦时期的楚国地处南方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习,形成了楚人具有个性特色的饮食文化。楚人饭稻羹鱼、五味调和、桂酒琼浆,既显出有别于中原的饮食习尚,又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屈原故里秭归说质疑

学术界存在着屈原故里在秭归一说。这一说法有两大疑点,一是楚人最初建国的地方是河南的楚丘和丹阳,不是长江三峡的秭归;二是屈原先祖屈瑕“食采于屈”的屈地,不可能在归国境内的秭归。我们由《橘颂》、《渔父》、《哀郢》、《招魂》等篇章可以推测屈原的故里应在楚国南部,具体说应在江南的武陵郡境内。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楚国早期的重要楚君研究——楚王研究系列之一

楚国早期共有15位国君,值得研究的重要楚君有熊绎和熊渠等。熊绎是楚国正式受封之君,他的主要贡献是受封立国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事迹。熊绎受封立国是楚国建立的标志。熊渠时期开始了楚国武力开疆拓土,实现了由被动挨打到主动征伐的转变。熊渠封子为王显示要超越北方周天子的愿望,为以后楚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