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制度的再探讨——从贝卡利亚到加罗法洛

死刑是法律对公民的生命权最极端的否定。文章以贝卡利亚的死刑观为进路,对贝卡利亚的死刑观进行全方位的评价。然后从犯罪学的视角,用犯罪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依据加罗法洛的道德情感原理,重新审视死刑在实证法与法律价值在哲学层面的冲突,以及死刑的存废问题根源之所在。     

贪贿罪废除死刑的多维透视——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切入点

死刑问题是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结构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伴随《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13种经济犯罪死刑的取消,贪贿罪死刑存废问题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贪贿罪配置死刑不符合刑罚理念,是一种扭曲的民意观,更难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规,因此,对这一敏感和棘手之议题,贪贿罪的死刑废除即可提上议事日程。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中国死刑之现状与走向

死刑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世界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业已废止死刑,但中国大陆尚且存置死刑,并且刑事立法中死刑罪名较多,重刑化倾向太浓,进而导致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的泛化.现阶段中国死刑之关键不是废止死刑,而是扩大死缓适用,以死缓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以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并借助于这一契机对死刑适用进行全面革新.中国之死刑,在立法上大有压缩之空间,在司法中尚需理性与慎重.     

从野蛮走向文明--中国死刑执行方式的历史演变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制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曲折演变夏至秦,其执行方式以残害人的肉体为主,种类繁多,非常残酷;汉代以后,开始了轻刑化过程但有反复;清末法制改革,建立了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死刑执行开始人道化."针决"的最终确立,标志着我国真正进入文明刑罚时期.     

论死刑在中国的废除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保有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死刑在中国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面对死刑废除的国际性趋势,中国将何去何从?本文拟从死刑废除的必然性和实然性两个方面,对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做一阐述.     

试论死刑存废之关键

一切有关死刑本质及其存废的问题的前提和核心在于国家是否拥有正当的死刑权,国家是掌握死刑权的唯一主体,死刑存废的关键取决于国家的态度,而非被害人和民愤。     

国际人权与死刑--再议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将以前下放到省级高级法院的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由最高法院行使。这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真正体现了在“人命关天”的死刑核准问题上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本文拟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死刑规范为线索,展示公约对死刑的限制,剖视这种限制的原因,在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力图为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寻求一个参照。     

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以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为鉴

我国尚未建立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而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清代司法官适用死刑起到较大指引作用,可资借鉴。在对清代秋审成案的产生主体、具体类型、论证方式、司法效力以及时间效力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司法实践困难等问题。建议借鉴清代秋审成案机制的相关制度,从案例制度本身和司法适用2个方面构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死刑权的法哲学反思（下）——真理与歪理

对死刑权视而不见的死刑批判,无异于无的放矢;对法哲学弃而不用的死刑批判,无异于隔靴搔痒。死刑存废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态度,国家事实上所“专有”的死刑权没有正当根据,死刑既不公平也不正义,更不人道。世界各国都应当尽快废止死刑,这有利于推进各国乃至全球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