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注射死刑制度

中国将逐步以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它标志着我国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死刑执行制度正向文明化、人道化迈进。就我国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现状做了说明,分析了我国采取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就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争议谈了看法。     

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死刑规定的罪名中不乏文物犯罪之类的贪利性非暴力犯罪,但是无论从刑罚发生的根据、文物犯罪的发生机理还是从刑法的公正性上来看,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都是不合适的。此外,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还不利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对打击跨国文物走私案件造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对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有必要的。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应当从对文物犯罪这种非暴力的贪利性犯罪开始。     

美国近年死刑的适用与改革

2000年是美国死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自该年度以后,美国每年死刑判决、死刑执行、等待执行死刑人数以及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一直都在下降。围绕死刑适用的公正性与人道性,美国各司法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未成年人和弱智者的死刑适用,暂停了一些州的死刑执行,通过不断完善死刑程序,重视新技术在死刑证据中的运用,降低死刑案件的错判率,加强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当然,这些改革均引起了一定争议。     

国际人权与死刑--再议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将以前下放到省级高级法院的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由最高法院行使。这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真正体现了在“人命关天”的死刑核准问题上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本文拟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死刑规范为线索,展示公约对死刑的限制,剖视这种限制的原因,在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力图为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寻求一个参照。     

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区分与二者的关系——以张某某案改判为切入的思考

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概念,对阐明刑罚正当化根据和解决我国量刑粗糙、刑罚过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责任刑与预防刑分别体现报应与预防,刑罚量的确定考虑责任刑和预防刑两方面是贯彻作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并合主义的要求。结合消极责任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和责任刑与预防刑的特点,责任刑与预防刑之间存在着先确定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幅度内根据预防刑需求调节刑罚量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这样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可以为量刑活动提供一个清晰的过程。在死刑的适用中,“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相较于“罪大恶极”,更倾向于对行为客观危害的描述;应当以影响责任刑情节判断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在责任刑符合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后,根据预防刑的需求裁量具体的死刑执行方式。     

边沁功利主义死刑观的伦理审视

边沁是完全从功利论的角度主张彻底废除死刑的,但其理论存在着不足:以"感觉"为基础的功利论极易变种为支持死刑的理论根据,以功利优先于正义为特征的刑罚目的论给惩罚无辜留下空间,在生命观上强调人之生命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人之生命的神圣性.功利论应将"人之生命的神圣性"引入其理论,这样就可在抽象的刑罚制度层面将死刑排除掉,最终确保在以分配正义为原则的具体刑罚制度适用中彻底废除死刑.     

北魏死刑制度立法刍议

死刑是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惩罚手段,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严厉的刑罚。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发展演进中,死刑皆为刑罚体系的核心。北魏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汉魏晋法律传统得到稳步推进,同时新的法律制度也应运而生。死刑制度发展至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推崇严刑酷法,儒家法制理念的渐趋融合更赋予了其法治化、文明化的升华。北魏重要时间节点的修律活动和历次修律内容,可见死刑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考量,并且不同时期北魏死刑制度立法指导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死刑核准权回收探析

死刑核准权回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已是不争的事实。回收将更加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公正,理顺立法冲突,实现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贯彻少杀、慎杀政策。但死刑核准权的回收,也必将导致复核时间的延长,影响死刑的威慑预防功能,使犯罪人罪刑不均衡,社会公众付出不必要的情感代价。     

关于我国死刑案件审理期限问题

现行法定审理期限对死刑案件而言太短,难以满足案件审理的合理需要。多数死刑案件不能在法定审限内审结,短暂划一的审理期限直接导致死刑适用往往过于仓促。应对死刑案件单独设定相对宽松的审理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