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命伦理视域下的死刑存废问题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死刑的废除也将成为必然趋势。死刑是历史的产物,它本身是残酷的,其判定也难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另外,还有它的不可挽回性也使其废除成为必要。     

浅析《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证据补正、解释条款的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为存在程序瑕疵的取证行为设置了大量的证据补正或合理解释条款。对少数个案而言,这些规定或许有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却存在不利于从战略上增强民警的程序意识,不利于从根本上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不利于提升侦查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不利于培养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等诸多弊端。     

日本死刑制度的现状与我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日本刑法规定只对 10多种犯罪可以适用死刑 ,审判机关对适用死刑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日本刑法学界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仍很激烈 ,学者们大多持“死刑废止时机尚早论” ,并且认为死刑废止后 ,还应当要有特殊的替代死刑的法律措施。日本乃至西方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方法论上有偏差 ,我们今后应将研究重点转向客观分析适用死刑之利弊 ,考察和论证废止死刑应具备的条件 ,以及废止死刑后应采用的替代措施等。在我国 ,废止死刑还需经过很长的时期 ,现阶段应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作为我们的基本刑事政策     

被判过“死刑”的名人

有一个男演员,戏剧学院毕业后进入某剧组拍戏。该剧导演是赫赫有名的大导演．男演员认为自己很幸运．十分珍惜这次机会．然而,在拍摄一场戏时．导演突然打断了他,问：“你是在哪儿学的表演？”“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呀。”他有点不明就里。     

死刑存废的国际论争及发展趋势

世界性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废除死刑的呼声古已有之,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到“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剥夺”的人权说都主张死刑废止,尤其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构成死刑废止的一块重要基石。从200多年前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存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实现刑罚轻缓化——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惩罚和预防犯罪依赖于刑罚,而要确保刑罚体系的有效运转,就必须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通观目前我国的刑罚结构,明显体现了重刑结构的特点,但这种重刑结构却日益显现出弊端。因此,调整我国的刑罚结构,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势在必行。经过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转变、实现刑罚轻缓化将是未来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思考

判断对某种犯罪配置死刑是否合理,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标准,等价性标准和必要性标准。等价性标准要求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必要性标准则要求对特定犯罪配置死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犯罪的功效。而从毒品犯罪的性质特点、产生原因和适用效果等方面分析可知,对其配置死刑既不符合等价性标准,也不符合必要性标准。因此,对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因而,从立法上废除毒品犯罪死刑应是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死刑之必然走向和理性选择。     

阶段性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路径构想

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止论与保留论都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与不足,以保障人权为基础的阶段性废除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路径。现阶段应从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明确以死缓为主、死刑立即执行为辅的死刑适用机制;下一步应剥离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先行废除罪质较弱的受贿罪的死刑,为全面取消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创造条件;在影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的诸多社会疑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全面废除该类犯罪死刑就水到渠成。     

死刑案件证据适用实证研究——以200件故意杀人罪判决为例

死刑作为一国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证并提高死刑判决的质量显具正当性。"提高判决质量",其首要含义就是确保证据适用的正确性。以故意杀人罪案件为例,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近5年的死刑判决文书200份,对其中证据采信进行分类,能够总结我国现阶段故意杀人罪案件死刑判决证据适用方面的相关规律及其背后的司法考量。就其中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诸如具体证据种类适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对证据适用的反作用等,可以勾勒出"通过程序进一步控制死刑适用"的另一侧面。     

证明力规则的效力分析——《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文本的解读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存在中国式的证明力规则。然而,与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相比,我国的证据证明力规则效力,具有弱规范性、非规范性和非授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证明力规则诸多教科书式的文本表达,规则制定者有必要在"立法"技术上反思:将大量经验性规则作为司法解释条款"法律化",难免有重回法定制度时代之嫌。还应注意,证明力规则的排除条款的刚性弱化,使这一证据规则警示功能降低,有悖于设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