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适用规范化实证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判决书为样本

根据《刑法》规定,死刑的只适用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但在死刑的具体适用上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三种方式1。虽然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相关文件及领导讲话对死刑适用标准做出相对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依然模棱两可,致使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适用规则不明,标准不一,存在恣意性。根据对126份样本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这三种死刑方式的主要依据是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罪后被告方赔偿及被害方谅解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判断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不一,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虚置化,赔偿谅解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致使量刑失衡。基于此,提出以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为基石,以赔偿谅解、人身危险性为调节的综合性死刑适用方法,实现死刑适用规范化。     

论中国死刑制度的若干问题

文章从考察死刑的历史出发,结合一些案例进行分析,论述了我国死刑的执行程序、判处死刑的标准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少死刑罪名的具体方法,即将死刑罪名集中在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中;对于没有杀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人,尽量不判处死刑。这样,既可以保持死刑的威慑力,又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最终彻底废除死刑。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的"猎狐2014"、"猎狐2015"专项行动与国内反腐败浪潮遥相呼应,是当前反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猎狐行动"的方式一般有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四种,其中引渡方式是最主要的方式,但其在海外追逃中存在诸多困境。一方面需要加紧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另一方面需要修订《引渡法》,主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规则的一致性。《引渡法》宜规定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及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明确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增设死刑不引渡原则。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过程叙事及其突围

纵览中国近40年的死刑立法改革进程,立法者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采用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学者主导型阶段中的立法者:事外者心态下的加法逻辑;司法者主导型阶段中的立法者:观察者心态下的稳定逻辑;立法者主导型阶段中的立法者:行动者心态下的减法逻辑。在法益模式与效用模式的死刑立法改革路线图陷入暂时的困局之时,在短期内不宜从立法上大规模、直接地废除死刑罪名,而应采用技术化的立法手段,隐性地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即采用技术模式暨隐性削减死刑模式。在承认既有路线图共识的基础之上,技术模式主张下列改革路径:绝对死刑罪名的软化和转化;在废除贪贿犯罪死刑的既有"布局"之外,理性地引导公众舆论;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的标准细化与制度铺垫。     

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策略与进路

死刑制度变革优先策略、死刑观念变革优先策略和死刑制度变革与死刑观念变革相互促进策略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可选择的3种策略。通过权衡比较,当代中国死刑观念的变革应该采取死刑制度变革与死刑观念变革相互促进策略。通过对我国报应主义死刑观、功利主义死刑观和人道主义死刑观考察分析,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进路应该是：第一步,先用报应主义限制功利主义;第二步,再用人道主义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     

也说“伏法”和“服法”

正近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3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其中有不少媒体在报道王立军和薄谷开来案件时,都用了"王立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认罪伏法,不上诉"和"涉嫌杀人被公开审判,薄谷开来认罪伏法"等字眼,这里的"伏法"应为"服法",因为王立军和薄谷开来并没有判死刑,更没有执行死刑,他们只是服从法律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影 响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策略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向选择应该采用建构理性主义为主兼顾演进经验主义的策略;中国死刑改革的动力不仅仅在于政治意志,也在于民众意识：中国死刑改革的立足点只能是本国国情。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径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应该走综合路径。     

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其反思

本文以死刑立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立法和司法、国内和国际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     

论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废除问题

死刑存废之争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近些年来,经济犯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又倍受关注。的确,经济犯罪有诸多不同于其他类型犯罪的经济性特征,所以对经济犯罪分子应否适用死刑,需要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经济犯罪的经济性特征的分析,对经济犯罪中死刑适用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死刑执行一元化成为中国近代刑罚体系迈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