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防控机制研究

审判实务中,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日益严重,这些行为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严重侵害了诉讼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应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活动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应建立法官依职权主动采取的程序机制和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损害赔偿机制。     

FDI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

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污染输出的代理变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两个区域只有连云港的FDI有利于减少三大污染指标排放量,其次表现较优的是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环境税的研究一般局限于点源污染,而分析环境税治理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沿着环境经济政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脉络,梳理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现有文献,并对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评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环境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突出的治理作用。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支援主体。通过派遣医疗队、供应防疫物资等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等保障了对口支援的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对口支援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抗疫精神、增强了人民战疫信心,而且为世界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98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为样本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该罪多由两人以上实施,而法院对该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有争议;污染环境罪最为常见的行为类型是非法排放、倾倒生产废水,且大量构成犯罪的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工商、环保等部门的有效监管。司法审判中,存在鉴定机构多头混乱、鉴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建立与完善环境损害鉴定制度;对该罪主观方面的争议也需要厘清;对“严重污染环境”认定标准的具体适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刑罚设置上,需要对自由刑的幅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罚金的适用也应划分幅度,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幅度内进行自由裁量。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民族地区高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西昌学院师生的问卷调查

以新冠疫情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挑战为切入点,结合西昌学院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开展情况,通过师生问卷调查数据,从统计数据发现西昌学院在线教学在平台和软件、教师网课质量、学生学习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后疫情阶段线上线下教学提供决策参考。     

纷争与立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自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修改以来,学界对该罪的罪过形式就产生了分歧,理论上存在"故意说""过失说""混合罪过说"等三种观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是司法实务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保护优先原则出发,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解读为混合罪过,既可能是故意又可能是过失.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污染环境罪可以细分为众多亚类型,有的类型属于危险犯,有的类型属于实害犯.就危险犯而言,立法关注的是规范违反,着重惩罚的是明知法律禁止仍有违反,这类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就实害犯而言,立法突出的是法益危害,这类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有可能是故意也有可能是过失.需要说明的是,混合罪过不是不需要查清罪过的具体内容,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司法机关应努力查清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难以判断时要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