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纵观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京派海派之争的情绪化 ,到对于京派海派研究的冷静分析 ,到新时期以来研究的多元化色彩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海派文学的态度有着一个逐渐客观化评价的过程。新时期以来 ,海派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拓展的领域     

新海派批评论--从"上海新批评文丛"看"新海派批评"

“新海派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实属偶然。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批评群体果然存在的话，也并不是这些批评家们精心策划、“揭竿而起”或者有意为之，而且这种简单地将某一文学现象冠之于“新”的批评方式，本身就有违于我们称之为“新海派批评”的批评家们的批评观念。之所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纯属偶然，是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之初，有人策划了一套“上海新批评文丛”，其中有杨扬的《文学的年轮》、郜元宝的《另一种权利》、葛红兵的《轻快的柔板》、王宏图的《深谷中的霓虹》和张新颖的《火焰的心脏》，由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在…     

海派文学背景下王安忆与张爱玲之比较

王安忆与张爱玲是公认的海派文学的代表，但对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性，学术界、包括王安忆本人一直都无定论，存在颇多争议之处。论文在海派文学这个背景下，结合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具体作品和创作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面对现实的生活，张爱玲是典型的虚无主义的，王安忆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相同之处在于：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普通人的关注和与政治的疏离。     

海派文化与两个率先

两个率先,是党和国家对上海提出的殷切期望和要求,也是上海所处地理历史人文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以建设话语给海派文化以新的定义

历史上"海派"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京派"而言的,当今的"海派文化",固然与历史上的"海派"有承继关系,但是已经注入更多的新的内容.今天的"海派文化"实际指称的是现代中国城市文明的一种模式.中国人是擅长形象思维的,也许不能用理性的语言来概括、定义,但只要说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名字,一般的中国人(至少是这三个城市的居民)心目中对这三大都市的文化、风格就会有一个明晰的、不会混淆的印象.海派文化、海派风格、海派精神是客观存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海派文化"的基础.     

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与品位的行销策略.与海派文化具有同构性的上海小报,其文学以饮食男女为基本主题,在趋新趋美、实用实利、琐屑媚俗之下,也不动声色地给市民们带来新的观念,一定程度增进着都市的文明.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外滩,上海的一张名片

上海,作为一个由海派文化堆积而成的国际大都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是它的特色,因此,把处于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亚洲第一湾”——外滩,比作上海的名片应很恰当。 上海外滩东起中山东一路,北起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面向开阔的母亲河——黄浦江,背倚造型严谨、风格迥异的建筑群。这全长只有区区4公里的地带却是上海滩一百年多年历史和文化的缩影。 外滩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 一直以为老上海所特有的那种情调和韵味,早已随东去的黄浦江水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当我站在外滩,面对高高矗立在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塔时,“逝者如斯夫…     

“海派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索——以SHZQ为例

上海城市文化最初是中国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从上海培育、发展起来，并且主要与上海开埠有关，渐渐地作为一种现代中华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蔓延传承。海派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并且是处于流变之中的文化，具有较强较广的历史包容性。它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西方文化的嫁接，是指一种产生于近代以后的上海城市之中，最为典型反映上海这一独特的工商业大都市文化风格的特点和个性的城市文化，在形式上既表现为历史遗址遗迹等物质文化，如历史建筑、名人故居、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等，也表现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和制度文化，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海派文化”的内在容量及其发展变动的历程体现了时代变化、社会生活与制度的变迁，呈现出地域人群的人文传统、精神理念、伦理道德、价值追求等，对该地域大学生思想念、社会行为、品格塑造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京海派市民小说的文化形态差异论——老舍、苏青小说创作对比

老舍作为现代京派市民小说的创始者,苏青作为海派市民小说的承继者,两位市民小说大家的创作既有相近之处,又内蕴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样根植城市文明,前者站在批判反思立场,后者持热切欢迎态度;同样可以看成启蒙文本,前者钟情于家族没落与历史感的营造,内隐的是社会救赎理想;后者执著于个性解放和爱欲自由,关注的是个人救赎可能;同样书写市民人生,前者呈现的是男性视野中的被动生存图景,后者表现的是女性世界里的自觉生存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