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狂欢”与海派形态

狂欢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巴赫金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它的特点是:1.无等级性;2.宣泄性;3.颠覆性;4.大众性。本文在指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狂欢事实以后,从“世界性因素”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西方当代与上海当代的狂欢类型。强调了本土意识的重要性,倡导努力追寻一种狂欢的海派形态。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

文体修辞是海派鸳蝴小说得以自成一体的一道外在标记。《玉梨魂》等,正是以其极端化的言情修辞,而在民初文坛上站稳脚跟并兴风作浪的。鸳蝴文体所采取的相关策略:远离主流宏大叙事模式的言情叙述,消闲化的自我定位,软性语言的大量运用,莫不为在自己开辟一块独立的言说空间。正是以“鸳蝴”叙事为基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城市文学得以在“五四”、“左翼”语境中自立门户,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文学世界中的典雅与错乱--试析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异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文学中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衡之势,京派文学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表现出庄重典雅、含而不露的学院文风,海派文学则因较多异域文化的吸收、独特的地域限制,表现出喧嚣浮躁、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然而二者作为同时代文学流派,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下,二者或多或少的吸收传统文化甘露,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均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熏陶。     

从"挺郎"与"批郎"看和谐社会的学术争鸣--简评《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

简评"挺郎"与"批郎"之争,兼及海派经济学与简评"郎旋风".     

海派文化发展的空间转变及战略展望——对新时期背景下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考

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对于城市的发展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形成社会记忆,成为论证城市发展和优势的论据.     

世俗·欲望--论海派女作家的创作共性

不同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构成了四代海派女作家不同的创作阶段,但是上海独特的文学生态环境和女性天性中带来的对都市的迷恋和认同,使得上海在她们笔下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世俗性和欲望性.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以拒绝“都市”的姿态走向都市——沈从文的“都市”语义及其“京派”身份再省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时期的沈从文,与所谓"海派"具有一种精神内质上的共通处。而在不同都市社会生态的转换中,沈从文自身完成了从一个远眺知识中心的"乡下人"到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迁移,其身后,则铺衍了一条京海合流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