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明代碑刻中的关羽称谓

清代学者赵翼对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有这样的描述: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着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     

清代中期开封的城市意象:以《歧路灯》为中心的讨论

开封城市历史虽然十分悠久,清代的相关资料却十分稀少,但从市井小说《歧路灯》中能整理出大量史料;再结合城市意象理论,从节点、标志物、道路、边界、区域等五元素的角度探讨清中期开封的城市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开封城市意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节点元素,其他四类元素往往围绕节点而展开。这一现象反映着清代开封城市发展的特点及性质,即仍停留于传统时期;受到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开封的繁华和兴盛很难维持,其城市意象也只能停留于点状元素,城市发展逐渐步入相对落后的境地。     

清代满族萨满教祭祀神杆新考

萨满教是满族主要的宗教信仰 ,清代满族举行祭祀神杆活动 ,是萨满教信仰的突出标志。关于神杆所祭之神众说纷纭 ,近年又有“祭天”和“祭乌鹊”两说。其实 ,通过堂子祭神的演变与满族起源传说及结合对与满族关系密切的赫哲族习俗的考察 ,可以认定祭祀神杆即是祭祖。     

转变中的帝国：中华帝国末期的法律、社会、商业化和国家形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批美国学者和研究生开始利用新接触到的档案资料研究清代(1644-1912年)法律。由此诞生的最初一批博士论文现已出版成书。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花禅娼尼:清代尼姑的恋世情结与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其起源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清代的娼尼,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变身为楚馆秦楼。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

清代学政,弊端丛生,导致了大量学政案的频繁发生.尽管统治者历来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行高薪学政养康制度及改进学政考核制度,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由于学额所限而给各地学政提供了利益的驱动.在众多清代学政案中,《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西域三种”的作者徐松,在嘉庆时期所牵连的“星伯学案”是其中一个典型.     

清代前期甘肃的农业开发及其历史反思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甘肃地广旷人稀,满目疮痰,农业经济极度萧条。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以及镇压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叛乱分裂活动,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出现了安定的统一局面。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劝农桑、修水利、兴屯田、薄赋税,使甘肃的农业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巨大开发。文章拟对这一开发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对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启迪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