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

遣戍制度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移民措施。清朝的边疆开发,对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对维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遣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以及与内地的贸易来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遣戍者中的文人,也成为推动清朝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曾国藩测字

清朝名臣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常微服到民间暗访。有一天早朝回来,他又脱去朝服,换上便装,独自从花园的角门走出去,来到人声嘈杂的大街上。曾国藩在熙攘的人群中慢慢走着,猛见街口有一算命摊,卦旗上写着“测字看相”四个大字。曾国藩一时兴起,便向那算命摊走去。算命先生见来了客人,忙起身打招呼:“这位客官,您是看相,还是测字?”“测字。”曾国藩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请客官赐字。”算命先生打开砚台,递过毛笔。曾国藩提笔蘸墨,在纸上一挥而就写了个“人”字,随即将笔搁在砚台上。没料想那笔没搁稳,竟从砚台上滚落下来,停在刚写的字上。算命先…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

从秦汉开始,中原中央王朝就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但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观念并非平面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甚至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明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继承了汉唐以降的治边思想,逐渐形成系统并日渐走向成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身份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时代问题不尽一致,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治边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     

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现状与后期产业扶持的必要性

本文对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移民安稳致富比搬迁更难;同时对后期产业扶持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国家加大对三峡库区产业扶持的力度,是解决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东京城与东京陵

古城辽阳在清朝以前一直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三次被称为东京,一是辽代,二是金代,最后一次是在明末清前的后金时期。在辽阳市东郊,有一个新城村,整个村落为一座古城的遗址,这就是著名的清“关外三都”之一,后金时期第二个都城—东京城。     

论清朝多元化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弊端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清朝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以此为基础比较清末商会商事纠纷理处权优势,结果表明:清末商会成立以前,清朝商事纠纷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制中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商人易受人格侮辱等弊端,民间调解也存在着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等不足。1904年商会成立以后,政府赋予商会商事纠纷理案权,是清末政府改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     

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

明万历时期,山东青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与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崇尚奢华,违礼逾制。地方官府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采取抑制消费的移风易俗措施,倡导广崇俭约。家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阿多诺论理论的自主性

阿多诺认为,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封闭语境中,以彻底的、直接的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政治实践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个时候,纯粹的理论思考只有拒绝直接运用于实践,才能够真正对实践产生积极作用。基于历史语境的变化,阿多诺赋予理论与实践关系模式一种辩证的理解,拒绝将理论工作的意义放置在实践有用性的框架来衡量,这可以被理解为对理论思考的自主性的捍卫;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理论思考,本身就是具有改变世界的批判潜能的实践形式,其独特属性可以概括为康德式“无目的的目的性”。理论工作的性质独立于日常利害关系,我们切勿使用目的-手段推理方式来衡量其存在价值,而理论自主性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者本人能否在认知上获得边缘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