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县“曾国藩行辕”题壁解读

祁门县县城东大街敦仁里洪家大屋的官厅墙上，最近发现了一处题壁。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有数行黑墨字迹，因字迹不清，不知是何内容，更不知为何人何时所留。洪家大屋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是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军驻节祁门时的行辕，就是在这里他被清廷授以“两江总督”之职。在洪家大屋的外墙     

清朝两湖“南北分闱”与湖南人才之兴起

对中国近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本人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渊源关系上,作过较详尽的研究。本文拟对清朝在科举制度考试上实行“南北分闱”(湖北与湖南两省分开举行乡试)的改革及其与湖南人才兴起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

郭嵩焘,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该集团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特点是自由化。它的创业者们战胜太平军后,跃居当权派主流地位,并形成一个抗礼清廷的政治实体,同时推动了地主阶级全面自由化的进程,也启动了与现代化接轨的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闸门。洋务运动,实际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性行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与较量的开端。它受到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派别的抵制与反对,郭嵩焘遂成为众矢之的。离开湘军集团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郭嵩焘研究容易片面化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教民歌》与左宗棠湘军集团的陕甘善后政策

陕甘事变善后过程中,署甘肃静宁州知州余泽春,邀好友周汉作《教民歌》讽劝下层民众,以助益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与社会经济恢复。周汉依康熙《圣谕十六条》为蓝本,针对地方社会现实,略作权益变通,以学做好人为主旨,以敦孝弟为纲,阐发崇正禁非、重农尚俭、和息睦邻等内容。歌谣语言浅显易懂,可谓左宗棠湘军集团陕甘善后政策的通俗读本。这对于从新的角度理解左宗棠农为国本与经正民兴并张的教养合一政策、整饬吏治与视民如伤相合的安邦济民政策、回汉辑睦与同我华风的兴教劝学政策,以及蕴涵其中“道、学、治统一”的湖湘经世派文化特色与左宗棠湘军集团善后措施的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湘军与晚清西北茶务的改良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势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为了激活西北社会的经济,对西北茶务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良,本文以湘军任命左宗棠及其后继者对西北茶务的改革与调适,进而探讨其对西北茶务的影响。     

胡林翼与湘军的兴盛

在湘军的发展史上,胡林翼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他在扩充湘军兵员、供给饷项以及调整人际关系、网罗人才、制定战略战术上对湘军的兴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作用甚至一度远远大于曾国藩,既成为湘军的巨魁,也成为清王朝的大功臣.     

湘军军制与晚清政治生态变化研究

湘军军制开晚清军制改革之先河,改变了晚清权力结构与力量的对比,诱发了地方主义的泛滥,改变了军营风气,在铸造"同治中兴"神话的同时,造成了晚清深重的政治危机,使晚清政治生态发生了剧烈变化。     

地域文学研究的新创获—— 评董正宇著《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

在当前众多的文学研究论著中,《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体现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创获：对研究地域文学的方言写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