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6条“通谋”司法解释之我见

司法解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56条通谋的理解有自相矛盾之嫌,一方面将通谋扩大解释为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另一方面认为通谋包括明知和多次帮助的情形,从而将没有意思联络即没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帮助行为包括进来。司法解释对通谋的解释结论实际上是一种司法拟制,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从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司法解释的结论也不妥当,因为只有不适当地增大了法益侵害危险的中立帮助行为才能以共同犯罪论处。     

必要共犯的若干问题检讨——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视角

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又称为惹起说,包括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混合惹起说)。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修正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纯粹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相对性;混合惹起说肯定部分的违法的相对性。必要的共犯,分为多众犯和对向犯。法律明文规定处罚以外的对向方的行为,不能作为共犯进行处罚。     

刍议我国刑法第382条第三款

贪污罪共犯的问题一直是对于社会发展相当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不同主体的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学理界对于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共犯始终未达成统一意见.本文以我国刑法第 382条第三款规定为基点,对于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共犯进行理论探讨,提出相关理论原由说明非特殊身份人员能构成贪污罪共犯.     

试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美的破坏,特别提出了"异化劳动"对工人审美能力与情趣的摧残,使工人们变成了"片面的人"。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创造美,此观点此后成为生态美学研究的基石。马克思严肃批判了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的极度破坏和对人审美能力的摧残,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动人类社会急速发展,但也是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键因素;自然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人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全面的人"的概念,与其相对立的"片面的人"则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只关注物质的需求,失去了对事物的审美能力,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对事物的审美观照并创造美。各方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进行研究,本文则从生态美学角度出发,探究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劳动与美的统一,而共产主义则是实现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社会阶段。     

发展观的演进探讨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始终面临着发展的难题,并且一直为发展而作着不懈地努力。虽然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是人们对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影响着发展道路的选择。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观,将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正确的发展观将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错误的或片面的发展观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因此,发展观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演进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变,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五代不同…     

试析间接正犯概念及特征

间接正犯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因其能够合理地解释行为主体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而其所利用的申介因具备某种情况而与其不发生共犯关系的情形，因此在共同犯罪理论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对间接正犯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申尚未使用这一术语，在理论上的分歧亦较大，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也不统一，因此在我国确立间接正犯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采英拾贝

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者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通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学者刘瑜眼里的担当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强权也罢,威权也好,市场边界、产权界定也好,没有独立的法律,一切都是空谈。当强权者,或者强权群体,权力大到足以突破一切禁止,最后的界限就是独立的法律。突破法律的界限,必引发不可思议的混乱。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共犯中止的认定标准论析

共同犯罪的中止是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这两种犯罪构成的特殊形态的结合,具有双重的特殊性。各国学者对其认定标准存在很大争议,各国的立法各不相同,我国刑法对共犯中止的规定也不明确。在充分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例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共犯中止的认定标准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共同犯罪的发展历史

共同犯罪因其危害性极大而受到历代立法的关注.它经过萌芽阶段(原始社会末期-秦)、形成阶段(秦-三国)和发展阶段(两晋南北朝-隋),到唐代其理论发展趋于成熟,明、清时期逐步充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