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之误读与荀学千年之命运——论宋儒对荀子“性恶”说的误读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何其芳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命,有多半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尽管在建国后17年中,左倾文艺思潮愈演愈烈,"文革"十年更给中国文坛造成了空前浩劫,但作为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中华赤子,他仍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瑰宝,至今仍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并对我们繁荣新世纪中华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究竟是按所有权分配还是按贡献分配?--与《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题》一文商榷

价值分配的对象是价值,不是财富.按劳分配的现实理论依据是劳动价值论,最终理论依据是按贡献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是以承认其价值创造作用为基础的按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所有权分配.     

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邓小平应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发展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他坚持和发展了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线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观点,尤其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阐明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而回答了科学技术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因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新贡献,同时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这一思想路线作出了不同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创者。邓小平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拓展     

文化、制度与结构:中国社会关系研究

纪莺莺在《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非正式关系渗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梳理韦伯以来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可以归纳出四种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不同路径:"特殊主义"和科层制、庇护主义、儒家社会理论与"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研究。这些路径在理论背景、     

论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

周恩来是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在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三篇关于统战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章,为知识分子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首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著名论断,深刻论证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有“导夫先路”、开启先河的作用。周恩来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始终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子,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提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对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贡献

作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都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们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都时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党学说.     

论东晋初年江西仕者的历史贡献与人格魅力

东晋以降,门阀士族如日中天,把持朝政的多是南渡的侨姓士族和三吴的吴姓世家.江西位于东晋时期江州北部,不属三吴之地,南迁而来的侨民中士族极少,是高门士族排斥的主要地区.东晋享祚104年,江西本土仕人为《晋书》所传者屈指可数.然正是这寥寥数人,为东晋政权初期的稳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门阀的夹缝中破土而出,为东晋王朝及知己...     

试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贡献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 ,从新的理论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它是我党理论上的新飞跃 ;回答了党应该怎样执政、执政目的和党怎样保持先进性和生命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 ;提供了衡量我们治国理政成败得失的标准以及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