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从神权等级到现代教职集团——论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教士阶层社会存在形式之嬗变

中世纪,英国教士阶层以神权等级的形式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形式在近代早期社会的转型变革中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肇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从权力、身份、组织三个层面解构了原有的神权等级,同时也使教士的职业角色和职责重点发生了变化.为了与教士新的职业角色和职责重点相适应,英国国教会不断革新,促使英国教士阶层逐渐具备了现代职业集团的若干特征.在英国社会由中古走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教士阶层也实现了自身存在形式的近代化变革.     

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

达米特区分了演绎辩护问题的三个层次:演绎论证的句法有效性的辩护、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以及演绎推论如何可能的辩护。第一层次的演绎辩护不存在问题。就第二层次的辩护而言,分子论语言观是其语言哲学前提,从基于分子论语言观的意义理论出发,借助于可靠性或完全性的语义学证明,可以构造一个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第三层次的演绎辩护问题主要是演绎推论的有用性的辩护,它要求以承认真与真的认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间隙的意义理论为基础。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过大,难以说明语言理解和语言学习;而彻底的观念论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又过小。达米特认为,解决第三层次演绎辩护问题所需的意义理论,就真与真的认识的间隙而言,它应比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小,而应比彻底的观念论的意义理论大。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揭示出意义理论对于现代逻辑的重要影响。     

政治文明与现代民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文明思想研究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国家与政治权力的历史生成,与文明的诞生有着同样的历史.政治与文明都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社会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演变为虚幻的共同体时,即标志着国家的产生,也标志着政治文明的诞生.因此,对于政治文明而言,它经历了一个从专制到民主的发展与进步过程.民主的历史几乎与政治的生成历史是同步的,它经历了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到集权制,再到现代民主制这样一个发展历程.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文明或说现代民主是与集权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现代民主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战略引领与路径突破

通过构建服务经济体系来实现城市的转型升级,是国际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当前我国的大城市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面向"十二五"及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应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之下,以制度的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建立服务经济体系,并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在引领城市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要素集聚、资源配置以及空间重组等方面的系统功能,促进城市自身整体的转型发展、能级提升,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战略路径。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孟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新论

《孟子》作为传承儒家思想的载体,在变化的社会形势下阐发了仁义礼智信耻等观念,并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解,由此丰富了儒家思想体系,从而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孟子》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之一,其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指导着传统社会的人生建设,对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起到了凝聚和推动作用。重视并汲取《孟子》思想的精华,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现代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