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坡

前不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70年代,一个穷山村有位老人常年给生产队看坡,但一年下来总会丢些玉米地瓜。村里有个年轻人对此不满,主动请缨要干好这个活。他严防死守,只要有人偷庄稼     

我的“傻”父亲

父亲是个最普通的庄户老头。他的大半生是在生产队里度过的,给队上养猪。无论炎热酷暑,还是凛冽寒冬,父亲那瘦小干枯的身影,都是在猪舍里忙碌。那时候粮食奇缺,人尚且有饿肚子的时候,猪当然只能靠放养。最惬意的是秋收之后,天还不亮,父亲就鞭儿一甩,赶出猪群,只要天好,不见星星不回家。     

雪地里的红棉袄

三十六岁,我的本命年到了。一入冬,娘就在电话里叮嘱我,别忘了买一件红棉袄穿。我平时不太喜欢红颜色,总感觉刺眼。但今年不同了,颜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审美情趣也就变了。我说,好的,周末就出去买,过年的时候穿着回家,给您和爹看看您闺女多喜庆,多结实。     

另一种人生也精彩

正当不幸向你袭来时,你是就此倒下,还是昂首向前,从容面对?大姚县新街乡团山村退伍军人、共产党员黎兆彪身残志坚,19年的病床生涯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虽是冬日,但中午的阳光从窗子射进来,使不太宽敞的小屋有了阵阵暖意。像往常一样,黎兆彪吃力地撑起身子,在被子上铺上塑料布,操起篾刀,编织起小背篓,由于双腿失去知觉,不能挪动,整个编织的过程都是在床上半躺着进行。而这样的生活,黎兆彪已经坚持了19年。     

母亲印象

<正>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我,一眨眼,人生已过半。每每忆旧,印象最烈者当属母亲。我出生在华坪县船房乡高桥村的一户贫苦农家,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我有记忆起,因为父亲做得一手好木活,常被生产队抽到外地建水库、修国道,架桥梁,因而与我朝夕相处的就是母亲。或许,这便是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因。母亲特别勤劳能干。她无日不劳作,总是闲不住。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女人干的活,她全都要干;男人干的活,她也得拼命去干。她那娇小的身躯,承载着比其她农妇更为沉重的负荷。     

曾经，中国农村建立了“生产队”

一语言,是有黏性的。我至今把乡政府叫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样运转的呢？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     

情人宴

这些年来,每当情人节来临,看到情人们在饭店、酒楼,出双入对,排场吃喝,总是感慨万分,忍不住想起当年上山下乡时的一次精美而又别具一格的盛宴。静是我在文艺宣传队认识的,我是下放知青,她未下放。我的笛声撞着她的(舞)腰,她便找到生产队来了。     

我曾经当过“大夫”

1968年,我下乡插队。在农村,老乡们不叫我名也不喊我姓,都称我“大夫”。我何负此雅？这要从头说起。一天早晨上工,刚到生产队,就见保管员一瘸一拐地对我说：“我昨晚睡觉受风了,腿疼。”我对他说：“我跟一位医生学过针灸,有一定基本功,我给你扎两针吧。”开始他不同意,但腿疼不减,走路困难,无奈之下只好半信半疑答应了。     

五味杂陈年夜饭

农历廿五,生产队杀了一头年楮,父亲把分得的猪肉拿回家,我口馋得不得了,闹着要煮肉吃。结果,父亲不仅没煮肉,反而因我的吵闹烦了,给我“吃”了两巴掌,疼得我泪水直流,吓得声音都不敢出。     

红崖湾的秘密——中国最早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

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同志说：陇西县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是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党委、政府领导百般无奈的情况下,1978年秋季首先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秘密进行的。现在看,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极大政治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