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绿色制度文明建设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道路的理性选择，是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良方。生态环境危机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折射出严重的制度危机。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创建有助于人与环境友好的绿色制度文明，才能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机盎然的绿色文明发展道路。     

立足四个超前 服务决策落实

当前,全县上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今年整体工作的安排部署,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定不移加快县域工业化,以城带乡加速农村城镇化,以工带农促进农业现代化,为建设“经济强县、生态大县、旅游名县”,实现跨越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而努力奋斗。为政     

洛江：加快向新兴工贸旅游生态城区迈进

洛江区是1997年6月泉州市区划调整时成立的新区,地处泉州市区东北部,区域面积382平方公里,人口17．66万人。洛江区具有独特的区位、政策、旅游资源等优势,30公里内铁路、港口、机场俱全, 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出入口紧靠中心城区,324国道横贯境内;拥有省、市赋予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 享受县一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权限;洛阳古桥、仙公山、仰恩糊、蔡襄祠、俞大猷公园、施琅将军陵园等自然景观和历史名人遗迹闻名遐尔。     

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地转用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对我国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征地补偿、初次土地增值收益和二次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与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供应价格相比,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显得过低,导致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并且土地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县、市级政府,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文章提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农地转用制度和公正的征地补偿机制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税费体系,规范土地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     

自然保护区五十始得天命

今年是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五十大寿。保护区作为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和保护生态安全的主力军，现实中却出现了诸多保护区不保护之事。     

带有快速反应策略供应链系统的补偿策略研究

过长的订购提前期往往使得零售商订货决策感到困难. 快速反应策略能使零售商在获 得更多更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后,调整订购量而提高收益. 但是快速反应策略并不一定使供应 商的利润也提高. 有文章指出只有低的服务水平才能使两者利润同时提高,因而这种方法在工 业应用中是不一定可行的. 补偿策略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方法,能够提高产品的客户服务水平, 因而研究了补偿策略在快速反应供应链系统中的作用. 在某些条件下,在快速反应供应链系统 中,补偿策略能使零售商与供应商一方的收益不变或者提高,另一方的收益有所提高,即Pare2 to 提高. 还研究了引进补偿策略后,供应链系统的最优解及期望卖出量、期望缺货量和期望残 余量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及其研究

当今世界，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航天技术把人类送到了月球之上，核技术使人类获得了新的能源利用方式，计算机技术使人的部分脑力得到替代，遗传工程技术使人类拥有了新的物种的能力。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使人类对科技的发展充满了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具备能够彻底毁灭我们这个星球的巨大破坏力，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及时代价值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事业需要新指南。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生态治理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创新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为当前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