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扎巴人、摩梭人“走婚”的范围与界限——兼论其对母系家庭形态存续的影响

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境内的扎巴人(Zhaba People)与川滇交界处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Mosuo People)一样，至今被称作“走婚部落”。扎巴人族源也与古代羌人有关，其分布区域、地理环境与摩梭人亦相似，这是至今仍存在“走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据进一步查阅文献及调查，扎巴人、摩梭人“走婚”能世代延续还有一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因，即长期坚守虽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为“走婚”明确范围、界限的规矩，其中最关键的是严禁血缘婚。在扎巴人、摩梭人传统文化保护中，这些传统规矩要注意合理保护。     

诹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辩证法

古希腊哲学家把辩证法理解为对谈技术。黑格尔借康德二律背反思想的冲击力,一改古希腊式的理解传统,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事物和思想观念中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人化自然辩证法,其主要内容有三:一、人化自然本体论层面的辩证法;二、人化自然界限扩张与非人化自然界限退缩的辩证法;三、人化自然界限扩张与"自然必然性"界限扩张的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以人的认识和实践为存在范围,用马克思的话表述是"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这种思想逻辑的必然性结论可想而知,人化自然辩证法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     

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范围与行使模式

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检察调查权的地位,但对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范围与行使模式并无具体规定。为保障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规范有效行使,立足民事检察调查权的权力属性和司法现状,民事检察调查权行使范围应以合法、必要、效益为原则,并规范民事检察调查权的具体范围,设计民事检察调查权的行使模式。     

基于综合模拟法的重庆市房地产市场风险评估研究

房地产市场作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其市场风险的大小一直备受关注。本文结合重庆市2002--2011连续十年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模拟法对2002--2011年的重庆房地产市场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重庆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平稳态势,局部出现较小幅度的波动。受经济发展周期与宏观政策的影响,重庆房地产市场在2005年相对偏冷,2010年相对偏热。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司法适用研究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仅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社会影响甚烈,危害甚大。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准确解读刑法的有关规定,划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保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案件的正确定性处理。而判断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否有犯罪的未遂形态,就必须明确该罪是否属于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如果该罪属于上述三种形态之一,则其当然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反之,如果该罪不属于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则其犯罪未遂形态也就不可能存在。     

几个经济理论是非界限的探讨

针对本刊有些文章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要素分配相混同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 :劳动要素收入与按劳分配、生产要素收入与非劳动收入、财富的源泉与价值的源泉、非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剥削与罪过或罪恶都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认为作为批判形态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 ,其目的不是要抽象地批判和否定现代法权 ,而是要彻底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基础 ,以揭示现代法权的本质和历史。“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是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主要根据。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划清了两条界限 ,从而对现代法权保持了一种辩证的理解。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浅谈银行结算法律关系中的责任界限

银行结算在经济活动中的形成，是银行与开户人（包括收、付款人）之间因委托办理清算开户人之间债权债务这一法律事实而产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法律关系。其主体为银行及经济往来间的法人和自然人，其客体为货币。其内容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平等主体间有偿的服务与受服务的合同关系，一方面是不平等主体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制约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表现。自然属性要求按经济规律组织、协调社会经济活动。银行结算的这种特殊职能与性质，决定了由此所构成的必然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     

论家长式法律强制的人性基础与合理界限

家长式法律强制以设定义务为实质内容而以实现权利为价值目标，其合理性在于它 正确反映了人性中物质利益与意志自由两个因素的关系，但立法者应当在分析被强制者的不 同利益与协调法的不同价值冲突的基础上把握好其合理界限。     

政府介入科研不端行为的正当性及界限

科研不端行为既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具有法律和管理上的正当性,但政府在介入科研不端行为时,必须处理好与科研单位、科学共同体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既不能涉及范围过广,也不能审查过深,应该主要起政策导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