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现象

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中广泛存在着异化现象,尽管有学者对这一现象持否定看法,但卡夫卡对异化现象的刻画却不可否认地有着社会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与这种异化现象描写相关的创作手法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卡夫卡因此而被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论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艺观

学衡派是"五四"时期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昌明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但它在"昌明国粹"的同时也主张"融化新知",会通中西文化,这是人们一向忽视的。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论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及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主要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文化的指导思想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立足于马赫主义错误哲学立场,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指导地位;二是在文化的组织领导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三是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必须遵循文化自身规律,批判地继承一切文化遗产;四是在文化创造的依靠力量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狭隘宗派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创造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鸳鸯蝴蝶派”大师 张恨水迟到的幸福

从春明女中回来后,张恨水一直坐立不安,闭上眼睛,眼前全是周南轻歌曼舞的身影,躺在床上,耳朵里回响的也是周南低回婉转的唱腔。提及张恨水,大家肯定会想到《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等一部部经典的小说,以及由这些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作为"鸳鸯蝴蝶派"     

北国的"婉约"——浅论孙犁小说的艺术特色

对社会人生的敏锐洞察与深邃见解,并在生活中吸收乡土文明的精髓;积极进取却又能心静如水的心态,以及在此心态下经历的一种波折的人生,构成了孙犁人格的全部.而他的作品中谐和浪漫与现实的创作风格、积极乐观的女性形象,以及实现了乡土小说由冷峻伤愁到乐观豁达的转变,是孙犁小说独树一帜的奥秘所在.孙犁小说的这些特色给北国带来了一股"婉约"之风.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自诞生起,就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中,抨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迥异社会条件中不合乎人性的社会表现,试图扬弃人的这种异化状态,重建人道主义社会.实践派哲学形成、发展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通过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批判试图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它在辩证批判、批判与自我批判、具体的历史批判等理论构建准则中审视着具体社会的不合理性.     

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化交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新月派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上一群知识分子之间的跨语际交流关系,余响远播,萦绕至今。随着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曝光,这段被传为佳话的东西方文化之遇,承载着彼时不同传统和场域的文化、思想、观念彼此照面,激荡并沉淀了丰盈的历史记忆。这场思想与文化的交汇实践,虽被岁月海浪冲刷掩埋,然而,从今天的文化与思想史语境来看,钩沉其意义和价值仍然显得非常有趣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