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新闻评价句的论证型评价模式与构式特征——以“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为例

文章以常见于硬新闻中的“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为研究对象，将语法构式、语用逻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结合，考察评价句中语言要素与论证型评价模式的互动，分析评价句的消极评价功能及言者立场。考察结果表明，“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的评价模式为论证型评价，具有“言之有据、析之有道、系之有序、论之有理”的特点。其对评价的论证过程符合语用逻辑学中的RSA评价模型，评价结论客观合理，体现了言者与读者的交互主观性，评价句的言者立场具有客观中立正式的特点。上述特点也是此类评价句在硬新闻中高频表消极评价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评价言语行为体现出语言外部交际环境与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包括微观层面即构式句内部的互动，中观层面即评价前提和评价结论的互动，宏观层面即语体、语法、语用、修辞的互动。     

废玻璃纤维硬丝泡沫玻璃的制备及其发泡机理

以废玻璃纤维硬丝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外加剂,采用烧结法制备出质量符合要求的泡沫玻璃.其发泡机理是发泡剂放出的气体一部分由于烧结被包裹在坯体中形成微小气泡,当温度升高至发泡温度、玻璃软化时,气泡膨胀,坯体体积增大而成为泡沫玻璃.引入适当配合的稳泡剂、加入结合剂并加压成型,能够促进烧结,这些对于气泡的形成和稳定都有积极作用.     

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系统了解女性强戒人员的个人成长史、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心理矫治体系提供数据支撑。文章以某女子强戒所戒毒人员为研究对象，结合人员基本信息调查问卷以及SCL-90症状自评量表，在描述性分析及方差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超过40%的女性强戒人员的个人家庭关系不够和谐；（2）强迫症状较为突出，且伴随有较强烈的抑郁、焦虑等情绪及睡眠饮食相关的问题；（3）心理健康状况综合检出的风险人群比例高，需要关注、重点关注、特殊关注、建议关注等四类风险人群比例占比介于1.3%~8.2%之间；（4）心理健康水平在年龄、吸毒年限、入所前从业状态、戒毒次数、在所状态、首次吸毒年龄、HIV感染等类别上呈现较强个体差异。因此，建议针对不同关注类别人员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管控措施，结合个性类别差异分类分层开展心理矫治工作，并建立“个人—家庭—社会”多元支持体系。     

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以“真实出售”为视角

在当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下,未区别对待原始权益人和SPV之间的特殊债权转让与一般债权转让,对"真实出售"的标准认定不清晰,证券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享有追索权这一投资者保护措施却可能违背"真实出售"的认定等问题,都在阻碍着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本文将厘清这些问题,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立法、修法的建议,以期改善企业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环境。     

跨学科视野下国内居住隔离研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居住隔离现象引发了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人口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不同学科形成了彼此各异的研究传统.本文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从定义、测量、研究主题等方面对国内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总结了两种层次的测量方法存在的优缺点,并从现状、原因、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归纳了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结论,最后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社会隔离在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对老年人健康等一系列福祉产生消极影响。有证据表明当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会通过各种机制预防或减少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减轻我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态度是衡量社会隔离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发现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水平每上升1个层次,其主观社会适应能力提高0.037个标准差,这一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偏误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效果主要通过提高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知、认知能力及参加社交活动和与亲人朋友交往的频率来实现,个人主观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环境的融入能让老年人拥有更多自主学习新鲜事物的机会和随时了解社会进展的渠道进而提高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能力。同时本文还发现有效性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受教育程度更高、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更能从互联网使用减轻社会隔离中受益。此外,不同上网活动、上网方式及熟练度起到了调节作用,视频娱乐和阅读方面的网上活动及更高的手机使用熟练度对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更有效。互联网技术可以成为消除老年数字鸿沟,解决老年人社会隔离问题的有效工具。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