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所载佩玉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佩玉制度作为两周用玉制度的一部分,自两汉以来备受关注。清以前多是依靠学者对于两周典籍的释读;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被科学地发掘,为我们研究了解、复原这一时期的佩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考古出土的两周佩玉入手,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分析、研究、总结这一时期的用玉情况,与《礼记·玉藻》记载"佩玉之法"进行对比研究,可知《礼记·玉藻》所载佩玉之法并非流行于西周时期的组合玉佩之制,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地以腰(胸腹)部组合串饰为核心的佩玉制度。     

宋代《礼记》学研究的新拓展——《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古今学者关于《礼记》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其名物训诂、礼义制度的诠释阐发,而对于《礼记》学史则素少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首部《礼记》学断代研究新作,学术价值极高。该书分上下两编,40余万字。上编采用个案研究,共考察了宋代《礼记》学名家20余位;涉及到相关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吴澄对《礼记·玉藻》篇的改编及其意义辨析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传世小戴《礼记》中的十九篇有所改编,其中包括《玉藻》篇。吴澄将原本《玉藻》篇的章句段落以七个方面来归类,并按照具体的解读在开篇部分之后就将原本的段句章次顺序做了调整和改编,由此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篇章结构。这些调整本身的逻辑依据,既有对东汉郑玄《礼记注》和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文,以及宋代学者的解说当中的相关发现和提示而加以参照与借鉴的地方,也有吴澄自己切合原文的解读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之处。通过相应的对比考察和解读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吴澄所进行的具体调整和改编的通观性、合理性及合逻辑性。吴澄所做的调整和改编,也堪称是《礼记》章句之学的一个重要文本,对于认识和理解《礼记·玉藻》篇的礼学价值无疑有着独特的经学史意义。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礼记》成语中的礼文化试探

《礼记》是一部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语言精练,其中许多经典语句已转化为成语。《礼记》中的成语虽在其篇目中分布不均,但其数量可观,《礼记》中蕴藏的礼文化通过成语这一特殊载体得以延续至今。通过《礼记》中这些体现礼文化的成语,我们既能了解先人对礼的认识,以及先人在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也能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富精神生活。     

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

《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     

《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传统儒家美学思想之美感经验描述

关于美学这一学术门类的讨论,本文不拘泥于正统西洋美学之历史性根源与学科性格的探究,亦即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术规范或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活动,而是从人性之普遍特质上反省,吾人面对感性对象,在主观上共有的官能活动与感性反应.本文尝试以传统儒家文献,包含《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以及《孔子家语》为依据,考察其中与美感活动有关之感性作用、美感对象以及美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