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不与爱抗争

“诚信”二字的原义是互证的，《说文解宇》解为“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人言则无不信者。”这个解释得出这样的结论：诚、信二字都和人的言语有关。言出于心，“诚信”首先是人的言必由衷，正如《礼记·大学》篇所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其次，“诚信”外化为人的行为，     

中国古代如何惩罚食品造假者

周代：果实未成熟．严禁入市场 古代食品保鲜和储存技术并不发达，大多数蔬菜、水果、生鲜受到时令和地域的限制，《礼记》记载了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不时”，意思是未成熟。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防止未成熟的果实引起食物中毒，从周代开始．国家就严禁它们进入流通市场。     

经典中《大武》乐的道德与审美——从《礼记·乐记》评《大武》乐说起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武》乐的制定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依托。武王伐纣功成而作《大武》乐,但是有关武王伐纣事件的讨论使得《大武》乐的主题未得明朗。孔子崇尚文王之德,因此称《武》"尽美而未尽善",《礼记·乐记》在《宾牟贾》篇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周武王的盛大功德以及与儒家礼乐思想相契合的道德规范的教化。对《大武》乐的解释也存在着在经典的语境中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     

治国君民，教育为先——漫谈《大学》的教育思想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北宋学者程颐把它抽出来，编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大学》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南宋时，朱熹把《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编成《四书》，并列为《四书》之首。宋、元以后，     

试论《礼记》的文章风格

《礼记》内容庞杂,每篇所记往往又各自独立成体。总体上说,《礼记》的文章风格表现为:句式的灵活多变、设为问答的表现体式及铺排敷陈的手法、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和简洁古朴、蕴藉含蓄的语言等几个方面。     

礼器略说

礼器作为礼学传统中的一个概念,因被用于多种语境而致意义所指不一,给礼学的结构理解和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困扰。以《礼记·乐记》所论之礼学三要素“礼情”(礼意)、“礼文”(礼仪)和“礼器”为据,结合中华礼学发展史和当代人类学对民间礼仪活动的田野观察,对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加以分疏,可发现传统礼器的概念应包括用来进献给行礼对象的实物和承载此实物的“包装”,以及寄寓在此实物及“包装”上的等级制度和文彩形态三个部分。     

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

《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     

《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传统儒家美学思想之美感经验描述

关于美学这一学术门类的讨论,本文不拘泥于正统西洋美学之历史性根源与学科性格的探究,亦即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术规范或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活动,而是从人性之普遍特质上反省,吾人面对感性对象,在主观上共有的官能活动与感性反应.本文尝试以传统儒家文献,包含《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以及《孔子家语》为依据,考察其中与美感活动有关之感性作用、美感对象以及美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