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记·曲礼》的社会人类学解读,我们发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的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程。这种尝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元代吴澄对《礼记·内则》篇的改编及相关问题

在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礼记》诸多篇章内容所做的改编和调整当中,也包括《内则》篇。吴澄的礼学意识和感觉,深受朱熹礼学的影响和启发,这在《内则》篇的改编方面也有体现。通过直观的对比可以看到,吴澄按照自己对《内则》整体内容和各章段落之间逻辑联系的认识与解读,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以“记父子之礼”“记男女之礼”“记饮食之礼” “记老老之礼”进行归类,对于《内则》原文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整。通过与原文内容章句结构的对比分析可知,吴澄对《内则》一篇具体章次段落内容和通篇逻辑联系应有的样式,在理解和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也呈现出礼记学史中比较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郭店简与《礼记》二题

从《礼记》与郭店简的比较看,传说中的《子思子》一书既有子思记述孔子的言论,也有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礼记》收入七十子的著作时,作了适应时代的删削,但仍是进一步研究孔门思想的宝贵资料。郭店简与《礼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接近,说明它虽不必被称为《礼记》,但却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礼记》的置疑。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古人居丧期间的"庐墓"现象及影响

"庐墓"是古人在居丧期间的一种行为.父母去世后,孝子为了表达对至亲的哀痛之情,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葬后,有的孝子还要在墓旁搭"墓庐"而居,以守护坟墓,这就是"庐墓".庐墓现象的出现,既是古代礼制发展的极端表现,又是统治阶级推崇孝道的结果.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庐墓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儒家学者提倡居丧,出发点自然是好的,而且庐墓守丧现象对当时的社会还是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礼记》儒家的身份与情感焦虑

在《礼记》关于儒家伦理关系谱系的论述中,儒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现实理想的角色是君子,想象的角色是圣人,实际操作中儒家却不得不进行一种和现实政治与伦理境域密切联系的角色选择。这种选择使儒家陷入了身份的焦虑之中。儒家不得不在道德理想和现世伦理间奔突冲撞,承受其内心的情感焦虑。儒家在现实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政治伦理实践过程中因身份缺失所导致的内在焦虑是难以实际消除的。     

《礼记·学记》学习方法的当今接受

《礼记》中《学记》一章对于当时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见解。认真咀嚼其精言要义,对比今日学校教育之弊端,其中的教育“兴废”说、长善救失说、教学相长说、循序渐进说以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对于今天从事学校教育的人来说,仍有很精辟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礼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与精神特质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化之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撑。夏商时代国家产生,文明肇兴,自此,“礼”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的维系中,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经由礼治,中国社会才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圣人孔子就将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寄寓在这个“礼”字当中。他向学生传“礼”,通过孔门后学著述、传承,最终形成了典籍《礼记》。“物格而后知至”“致广大而尽精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至今,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都出自《礼记》。它们朗朗上口、意味隽永,是先贤思想智慧之大成,也让我们得以鉴古知今,从中汲取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并领会我们民族的生活理想与精神特质。“礼,时为大”,这是华夏文明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凝聚力。让我们打开《礼记》,阅读这部多角度、多层次探究中华礼乐文明奥蕴的典籍,领略中华礼仪之美。     

《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