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从“求田问舍”到“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中讲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处,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表达。《大学》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木仅直接影响了它之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也是今人安身立命的常识。     

《礼记》尚古遗踪初探——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

本文以《礼记》为个案,发掘了其中的“拜姑舅”与“敬妻子”、“大同”与“小康”、“孝义”与“昏礼”等华夏文化的尚古遗踪,阐发了它们的现代意义,并对“五经”的儒家性质、“三代”“三王”的传统看法、乾嘉学风和小学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以此说明我国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亟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光照,有必要进行一场正本清源的研究方法革新.     

《礼记》——丧礼孝道教化的建构

《仪礼》对丧礼的规范,经《礼记》的阐释,建立起以血缘亲情为依据,融入在意识、行为、器物三个层面的哀戚之孝,但在实施中也坚持丧之中庸与政治教化,最终完成了对丧葬仪式孝道教化的构建,对后世影响深远。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礼”中的孝道思想浅析

中国的孝道始盛于西周,周人治理天下也已将孝道作为其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们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其中所富含的孝道思想反映出孝道在西周的盛行,对后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礼记》教育思想研究

从教育立本、教育有方和学习有法三个方面阐释了《礼记》的教育思想。教育立本主要论证了教育的三大意义 ,即教然后知困 ,玉不琢、不成器和教化如同春风化雨 ;教育有方主要论证了教育的两大方法 ,即身教重于言教和因材施教 ;学习有法主要阐述了学习的两大方法 ,即实践出真知和学习贵在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