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礼学三论

完整地看,张载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一套是突出礼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实践系统。以《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辑本为文献基础,以张载礼学的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及其关系作为整体把握的着眼点,从礼之多重根源和体系定位、礼学结构功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题等三个方面辨析张载礼学及其特征。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载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     

《三礼》文学研究述评

《三礼》文学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及21世纪初期《三礼》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礼》自身的文学价值、《三礼》内涵的文艺思想、《三礼》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见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试论《礼记》的礼学思想

《礼记》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不足,遂提出了"人情"论来探求人的本质。顺人情和节制人情都需要礼。《礼记》的作者提出了先王制礼说,并将目光转向了人的主体之外,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寻求礼产生和存在的根源。礼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礼记》所说的"序",实际上是区分万物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礼记》的作者试图在礼的"别"与乐的"和"之间寻求和谐与统一。《礼记》在治国方面则是反复强调礼的作用,是儒家的思想家们重视伦理道德的反映。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从“求田问舍”到“治国平天下”

《礼记&#183;大学》中讲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处,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表达。《大学》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木仅直接影响了它之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也是今人安身立命的常识。     

《礼记》尚古遗踪初探——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

本文以《礼记》为个案,发掘了其中的“拜姑舅”与“敬妻子”、“大同”与“小康”、“孝义”与“昏礼”等华夏文化的尚古遗踪,阐发了它们的现代意义,并对“五经”的儒家性质、“三代”“三王”的传统看法、乾嘉学风和小学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以此说明我国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亟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光照,有必要进行一场正本清源的研究方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