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俑造像艺术

汉代艺术在继承了先秦艺术思想的同时,受到中西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融合影响,又多了一层人的自信精神。作为汉代雕塑的一种艺术形式,汉俑是这个时期造像艺术的典型代表。受到祖先崇拜思想影响和周汉礼教的约束,汉俑造像在历史与现实、神与人的纷繁交融中,体现着汉民族自信浪漫、自由活泼及简洁雄浑的性格,极富魄力的汉俑造像,见证了汉代艺术的辉煌,并散发出两汉艺术大气而浪漫的精神。     

试论战国末年的人才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鄙秦、仇秦的观念与东方士人入秦相映成趣。东方士人的宗国观念已极淡薄,功名富贵成为一般士人的人生最高目标。在社会价值体系转变风潮的激荡下,“仕”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士阶层本身的分化和普通士人的贫困是促使东方士人仕秦的主要原因。秦王为了加强君权,用高爵厚利招徕东方士人,成为东方士人入秦的巨大吸引力;秦国缺少严格的宗法制,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引进人才。从人才地理方面看,秦国客卿主要是韩、赵、魏三晋士人;从学派方面看,秦国客卿多为法术刑名和纵横策士。客卿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基本力量,对秦国政治贡献巨大,客卿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与制度垂范中国政治两千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秦西陲青铜器与金器探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国文化艺术各有千秋。秦能最终图得霸业,秦文化必然有其独到魅力。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与圆顶山秦贵族墓地为秦西陲陵区两大陵园,所出的秦西陲明器具有最典型的春秋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从秦西陲陵区青铜器及金器的艺术特征出发,结合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分析概括早期秦国文化艺术的独特之处。     

从睡简《日书·马裸篇》看非子始封秦亭

非子因善养马而被封邑于“秦”并续赢氏祀,开始“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如何养马,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日书》之《马襟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及其经验累积。《马襟篇》所展现的秦人“善息马”实绩,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早期秦人的“息马”传统和文化在时代上一定是跨越了非子邑秦之前的赢姓和其之后的秦赢时期,直至秦人翻越陇坂,跃马东向,图举霸业。从《马襟篇》文献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早期秦人通过代代努力实践与探索,掌握了养好马的基本规律,为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社会和物质的基础。     

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

非子邑秦是秦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早秦研究中占有显要地位.非子邑秦的主因是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封“秦”,并续赢氏祀,开始了“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睡简《日书·马禖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念及经验累积,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展示了早秦独有的畜牧才干.从《马禖篇》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从而以另一个视角发现秦人由弱渐强、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并盛演一时的端倪.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论汉儒批法

法家因暴秦的速亡而在汉前中期连带受到严厉的批判,并由此中断了本学派在学术上的发展,黯然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然而法家学说的精髓毕竟是封建专制体制的内核,故不但最高统治者对其“表弃里用”,即汉儒董仲舒们也不免带有法家的思想痕迹。法家思想理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可或缺,与汉前中期过秦批法的时代氛围相碰撞,乃构成此后二千年来“阳儒阴法”的奇特历史现象。     

支那起源新论

"中国"在域外得名"支那",主要不在于瓷器、丝绸等名优特产品,而在于"秦"的军威和强大。匈奴等我国古代西北方游牧民族由于长期与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交往,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对位于其南的"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秦"的概念。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秦亡后,这种称谓依然保留了下来。     

《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中的统计史成果

我国统计实践历史久远，统计史料浩如烟海。简牍是文化瑰宝，历史遗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传统的统计史料研究很少使用简牍。“文革”后首先出版的《统计发展史》未使用简牍史料。相继出版的《中国统计史略》和《中国统计史》仅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少数旧居延汉简，不仅大量简牍史料未能利用，还把反映战国晚期统计活动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定为秦汉时代。国家统计局2002年6月17发布的莫日达先生的《秦汉统计史》，依然把睡虎地秦墓竹简反映的时代定为秦汉，并且只用了6例居延汉简，其他简牍未见。其他如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莫日达《先秦·秦汉统计思想史》（2001）和《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2004）都未见简牍史料。可见，我国古代统计史研究对简牍的使用很不够。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李孝林教授等著作的《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一书，其中第六章从简牍史料的角度对统计史做了新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1、从简牍史料入手研究统计史，探究统计痕迹，资料详实可查。以往的中国古代统计史研究多用传世文献，不用或少用简牍史料。传世文献大多系层层汇总或高度概括后的结果，很难反映其统计处理过程、统计技术应用等。与传世文献相比，简牍中反映了各个层级的原始记录，有统计台账，反映出统计格式、统计分类、统计内容、统计技术等原始资料。简牍统计史料研究以简牍史料为研究对象，从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系统研究我国古代统计史。作者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找到案例，反映了“战国时代秦国户口和财产统计的内容和格式”。在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筒、尹湾汉简等简牍中分类归纳出关于人口与户籍统计、农田统计、财产统计、兵物统计等许多统计内容。2、研究了上计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各级政府的经济责任制借助于统计报告来维持和实现。古代的“计”，原为计算之意，涉及范围广泛，涵盖统计、会计、审计等方面。上计制度，是古时地方领导向朝廷申报一岁治状的制度。通过对《周礼·天官》、《商君书》等的研判，“我国统计报告制度在周朝已经相当发展”，“但当时会计、统计并未分离”，澄清了“上计”的命名始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的春秋晚期，而不是战国。进入战国，分析“上计”的多处记载，说明“当时的上计制度在全国已普遍运用，比西周的统计报告制度又是一大进步”。秦国的上计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全国普遍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