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策转移与政策知识的全球性循环

本文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用于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的城市政策、政策模型和政策知识中有关空间、社会和相互关系的特性。基于那些被用来分析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背景下特定的社会进程的政治经济地理文献,本文部分侧重于固定性和流动性的辩证分析。本文将该观点与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得出的,政策知识得以转移的具体实践、表述和专门知识等后结构主义论证结合到一起。作者认为,对＂流动性＂的定义提供了一个实施上述方法的规程,它可以实现城市政策移植中的＂本地化的全球性＂。本文介绍了利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例子：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是一个经常被其他地方的决策者引用为他们寻求＂热门＂政策思路的城市。该案例还表明,关于城市之间城市政策移植性的特点和推论,还有许多研究尚待进行。具体来说,本文认为,在保持对更广泛力量的侧重的前提下,研究城市政策的流动性必须认真对待政策模型转移过程中个别政策转移中介那些明显平庸的作为,同时也必须进行细致的定性研究,研究政策是如何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的,如何从特定的环境中学习的,并且在移植过程中是怎样变化的。     

越南黎朝的武举制度考——兼论中国武举制度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黎朝时期,仿照中国科举制度,在举行文举的同时,也开科武举,以选拔武备人才。中国武举制度移植到越南后,根据越南情况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异。从黎朝武举考试及其特色,可以窥见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流变。     

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移植、改造到超越的三个阶梯式的发展历程,即:第一个阶梯——移植代议民主制,推翻封建君主制;第二个阶梯——改造代议民主制,采用直接民主制;第三个阶梯——超越代议民主制,倡行复合民主制。孙中山在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于中国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既主张以直接民主制弥补代议民主制的缺陷,又主张以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复合民主制来超越代议民主制;对于代议民主制的弊端,不仅采用扩大民主的直接民主制的措施,同时又采用加强集权的"万能政府"的手段予以纠正。这些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提供了宝贵的探索思路。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部门法研究相比,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现状难言满意:实践与文本相隔离的片面化的注释法学、本土与舶来相隔离的单向化的移植法学、制度与理论相隔离的孤立化的对策法学仍然占据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部分舞台,并使其陷入"无根之木"、"无病呻吟"、"无言以对"的困境。应通过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革新与拓展、"拿来主义"到"自生主义"的本土化重塑、基于中国问题的基本共识的研究范式的转型,形成"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能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实践并存共生的研究范式,实现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统一。     

法律制度的创新之路——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三种,即复兴旧法、移植外来制度和创造新制度.但评价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准并非新奇性和独创性,而是它满足当前对制度的新需求的能力.无论选择哪种法律创新机制,我们都应恪守一种有节制的法律理性,越是意图法律创新,我们就越需要警惕理性的虚妄.     

清季恢复枢臣副署制度及其影响

宣统帝登基伊始,摄政王载沣即制定了军机大臣副署谕旨的制度。前人对此研究较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对清季皇权生态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可藉此体会清季官民共同参与的宪政运动,认识西方近代政体制度移植中土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路径思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的今天,我们的法治研究应该从立法重心转向在充分尊重中国法制文化传统背景下,研究通过怎样的立法技术把法制宣传及执法活动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反馈到立法环节,及时对现行法进行解释、填补漏洞、利益平衡来实现法制与现实生活的高度统一、协调,实现法冶的良性发展和循环.通过法治研究路径的转变,实现“书本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转变.     

法的移植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我国法学的发展是一个学习西方法律的过程．而从西方移植来的法律在适用中与我国本土的风俗、文化产生诸多矛盾。文中以苏力先生的《秋菊打官司》为引子,分析了西方和中国不同的法律文化,进而探讨了在法的移植过程中如何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