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儿童权利家庭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通过对上海市1643名儿童、1643名家长及164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上海市儿童权利在家庭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具体到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以及参与权上又各有特点,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同时,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又受到传统文化、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语言符号的无意识直觉和联想关系——索绪尔手稿研究之一

言说者潜意识的记忆能力或联想能力由各种各样的相似关系唤起.言说者的语言意识一方面是主体对语言符号再现特性的内在反思;另一方面,言说者的语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潜伏的,无意识的.意识的呈现是经由语言和语言结构完成的,我们通过意识反思无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语言和语言结构,也就掌握了无意识.因此,无意识是通向语言科学的条件.     

他人与道德意识

在波伏瓦那里.作为意识的"我"与作为意识的"他"之间存在着的是一换种冲突关系.其强调自我意识的"含混的道德"可以被归属于"没有道德的生存论";梅洛一庞蒂在文化共同体中探讨"我"与"他"的关系问题,与他人共在的道德意识导致的是一种"有道德的存在论";而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一种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他人的绝对他性的道德意识超越了生存论立场.     

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人类学思想

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不同,布洛赫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基础是新的存在论,即"尚未存在的存在论".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命题,布洛赫把人的本质规定的两方面,即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任务与人的本质的隐匿性、鸟托邦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揭示了人类生活关系的规范一实践取向以及历史过程和世界过程在人与世界的本质形成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三次重要决策研究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三次重大决策,即美国是怎样决定卷入战争的,怎样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的,以及怎样决定进行和平谈判来停止战争的,迄无专门的研究.美国决策者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来看待朝鲜战争的.战争一爆发,杜鲁门政府就决定要在这里画线,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如拒绝拯救南朝鲜,势必引发世界大战.仁川登陆以后,美国认定这是一场局部战争,苏联不会参战;又把中国的警告当耳旁风,改变了美国参战的目的,作出了越过三八线的致命决定.中国的参战给战争带来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美国先前确立的"统一半岛"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无法达到的,朝鲜不是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地方,美国遂决定进行和平谈判.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