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之人与理性之人——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立约人的定位问题

罗尔斯在刻画原初状态中的立约人时,给出了两种形象：其一为理性之人的形象,其二为明理之人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明理之人具有公平感,关心自己的行为能否面向他人得到证成,希望以人们无法合理拒斥或可以合理期待人们都会同意的原则来证成自己的行为,理性之人却不具备公平感,欠缺相应的欲望和动机。面对这种内在的不一致,罗尔斯需要做出选择。他会选择以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抹除与这一界定不相容的有关论述,因为这种选择不会使其正义理论经受颠覆性的改变。可这种选择未必是合理的。以明理之人还是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关涉契约理论的合适出发点,关涉确定道德原则的恰当视角,影响重大。至少可以说,明理之人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值得罗尔斯严肃对待的视角。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公平之维——罗尔斯正义论的视角

学前教育公平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价值。由于学前期幼儿身心发展的迅速且不可逆性，一旦错失发展机遇以后不容易补偿，因此学前教育公平对一个人终生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看法，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应该首先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处境不利幼儿平等的受教育权。     

自由还是平等——诺奇克和罗尔斯的正义观比较

分析了诺奇克和罗尔斯看待平等、国家的功能和分配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指出诺奇克主张的正义是尊重人们选择权的程序性的正义,罗尔斯主张的正义是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实质性的正义。二者揭示了正义的两个性质。     

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与当今英美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相比,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往往被人们视为并不入流的"另类"。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二是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三是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把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自己正义理论的主题,提出了用于制度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对“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热切关注。同时,罗尔斯还深刻全面地阐述了“形式的正义”、“实质的正义”、“程序的正义”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们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罗尔斯差别原则的理论价值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其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我们可以把罗尔斯的整个体系看成是对一种广义的差别原则的论证.从思想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看,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哲学思想是其分配正义论的重要思想,是对其分配正义理论的新探索,是对资本主义两级分化的一种批判和改良.     

社会契约——性别关系调节的有效模式

社会契约作为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各种矛盾的最有作为的现代性方式,对于性别关系的调节亦具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的对象性关系的日益丰富,无论是传统契约理论家所构想的"现实之约"模式,还是罗尔斯所提出的"理想之约"模式都将更广泛地进入性别关系领域,成为处理两性矛盾的有效方式之一.然而,由于在社会契约思想的各种"伟大"的经典文本中普遍存在着男权意志,所以女性主义在肯定弘扬"平等、自由、自主选择"的契约精神始终都应当是构建和谐性别关系历程中不可抛弃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亦提出清除社会契约理论中的男权思想余孽是必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