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与社会契约论传统的关系辨析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对西方古典社会契约论的扬弃,主要涉及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康德的理论传统。其中,罗尔斯对康德理论的创新性继承是非常重要的,学界的批评很多也都针对于此。Alexander对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实质是将之下降成一种知性算计,Allan Bloom对原初状态的批评则是将之实化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这两种批评的共同之处在于,忽视了罗尔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继承,并且将之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     

理解作为一种辩护方法的政治建构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承诺以及合理多元性事实的存在,使得运用建构主义制定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罗尔斯通过阐发和改造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出一种适合用来建构自立的政治性正义原则的政治建构主义;它从一些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共识的实践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体现所有实践理性相关要求的代表性设施即原初状态,公开地展示对诸种政治价值的一种有序排列并以一个(组)正义原则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求获得全体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政治建构主义承担起了公共辩护的核心工作。     

正义的历时之维--以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正义不但有共时性维度，而且还有历时性维度。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代际正义主要关注处于不同世代、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是否要讲正义原则。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关于代际正义的争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并不主张直接将其差别原则应用于代际正义问题，而是对代际正义采取了契约论的论证方式。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着很多批判，他后来进行了修正，但是并没有放弃其始终坚守的“当下时间的进入解释”。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义性探析——基于罗尔斯正义第二原则的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和国家在发展的新阶段所做出的一个制度安排，其正义与否关系到制度实施的绩效。作为一种“社会基本善”，基本公共服务与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基本公共服务体现了对社会最不利者的关照，在链式联系中，这种稍度安排又促进了社会其他成员福利的增加。落实这种符合正义性的制度，政府理应承担其职责，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理性多元论与宽容

理性多元论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对理性多元论事实下宽容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的认识重点在于对宽容的阐释.宽容既是政治自由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维持理性多元论事实下的良序社会稳定长久的必要手段;宽容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理性多元论事实;而宽容的可能性基础、限度及证成理据均在于以政治正义观念为核心的重叠共识.     

论罗尔斯对古典契约论方法的创新性继承

古典契约论者以人性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假设为方法论前提构建自然状态理论模型,他们借助历史事实或逻辑思维,以"国家是如何产生"等为理论目的,历时态地展开了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继承这一假设构建方法,创新性地把它当作是获得社会正义原则的一种纯粹正义程序,并在契约的逻辑起点、契约订立的动因、契约推理的根据等方面对之进行了修正和批判,使之上升到一种更为抽象的水平.     

羞色最美

这是哈佛教授罗尔斯的一件轶事。罗尔斯是名满士林的哲学大师。集“红烛”、“园丁”、“人梯”精神于一身,更是一位“擦去的是功利,写下的是奉献”的师长。他为本科生讲课时,只要一挂牌,几百人的梯形大教室立马济济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     

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

从苏格拉底明知对自己的审判不正义仍然拒绝越狱而甘愿接受死刑,到梭罗明确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思想并以抗税的形式亲身践行,再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争取黑人自由的示威游行,西方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罗尔斯将这样一种争取民主的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他的正义论体系,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使得这一问题再次成为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关注的热点。但是,罗尔斯的这一论述也有其缺陷。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在公民不服从问题上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从洛克到罗尔斯：人权正当性的历史证成与价值证成

《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宣布人权是“固有”的，这种观念来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洛克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来证成人权的“固有”属性，但由于不符合历史和经验的真实而倍受指责；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则用价值的、逻辑的方法来证成人权的“应有”性。实际上被宣布为人权的那些基本权利是近代以来越来越被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     

驳斥权利对善的优先性——桑德尔对罗尔斯批评的关键

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与社群主义者桑德尔论争的关键在于权利是否优先于善。桑德尔批驳了罗尔斯权利优先于善的哲学前提——康德的道义论自由主义,批驳了罗尔斯关于正义的首要性与自我的优先性观念,提出了与罗尔斯新自由主义相对应的权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