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府功能设计和贫困问题解决

贫困在本质上是不平等,它是人类走向幸福与和平的最大障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为现代社会人们正视并寻求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对于贫困所内蕴的不公平社会现实,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设计了政府的四个功能来予以匡正,在他的正义理论中,政府被分为四个部门,包括配给部门、稳定部门、转让部门、分配部门,这四个部门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通过公正的社会和制度设置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尊重各自的利益,使每个社会成员体面而有尊严地共享生活。     

正义与公共善孰为优先——论桑德尔与罗尔斯政治观的分歧

在政治哲学的规范性问题即政治制度、政治社会建构的目的与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上,桑德尔和罗尔斯有着根本的分歧.罗尔斯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合乎正义原则,桑德尔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促进了公共善,因而桑德尔断定正义内在于善.     

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道德类型学及其文化比较视境──兼及现代伦理问题与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对话

道德类型学是现代伦理学研究中日益突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当代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关于“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争论切入，在系统地梳理中西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类型学概念的基本思路之基础上，解析了罗尔斯与麦金太尔在这一课题上的理论得失。进而从文化和哲学层面阐释作者自己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并力图以此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问题作出原则性解释，提出“多元互补、分层贯通、共同分享”的综合性道德类型学主张。     

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可能？—罗尔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

罗尔斯认为《资本论》澄清和深化了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如何被侵吞的,其潜在的理论意图在于论证资本主义是一个支配和剥削的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存在着一个正义预设: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作为没有强制的、激进的平等主义,实质上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在罗尔斯看来,这一超越正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类丧失了正义感。马克思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对于弥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缺陷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本善、可行能力与对治贫困之道

贫困的缓解是社会正义问题的关键。从为何研究贫困、如何辨别与对治贫困等问题的角度,我们重新解读了罗尔斯的平等观、基本善理念,并将基本善理念与森研究贫困的可行能力方法进行比较,指出可行能力方法并不构成对基本善理念的根本性修正,基本善理念和可行能力方法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对治贫困之道。     

把阳光加入想象

美国青年罗尔斯大学毕业后，开始为工作四处奔波，但奔波很长一段时间后，罗尔斯并没有找到需要自己的职位。一天，他到夏威夷去旅行，发现很多在海滩上休闲的人喜欢用手机聊天，并为手机突然断电而苦恼，这引起了罗尔斯的思考——如果有一种能在海滩上充电的充电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此时夏威夷的阳光让他忽有所悟。     

代际正义的正当性依据：免于伤害和分配补偿

社会公正在空间维度主要处理代内关系，在时间维度需要处理代际关系。代际正义通过论证未来世代享有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对当代人的理论和行为进行引导。代际权利和代际义务可以通过两个标准衡量社会公正延伸至未来世代的程度，即免于伤害和分配补偿。免于伤害保障未来世代生存的正当需要，适当地调整当代人任性的思维和行动；分配补偿注重改善最不利者的现存的不平等，增进未来世代受到公正对待的平等价值。据此标准，代际正义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尚未确立的代际正义、基本限度的代际正义和高等级限度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具有发展为现实的内在动力，也存在限定条件，化为现实取决于当今世代以其标准推进间接互惠和保持净积累的能力。     

民主平等观的困境及超越——罗尔斯与德沃金之争

约翰·罗尔斯的民主平等观是当代平等观的代表性观点之一,直指分配正义问题,试图排除一切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罗纳德·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民主平等观面临没有真正的弥补个人之间在天赋上的差异、在处理个人责任上的无力等困境.罗纳德·德沃金提出资源平等论并试图修正罗尔斯的民主平等观.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稳定性问题”

“稳定性问题”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追问的是特定的正当理论或政治制度的实际可行性,及其是否能够衍生出足够的自我维系的力量。“稳定性问题”至少有三种模式:霍布斯模式、密尔模式、罗尔斯模式。霍布斯关注的是单纯的稳定性,并把稳定性作为衡量政治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完全不顾及衡量政治制度的其他标准。密尔对功利主义理论稳定性的考察,并没有提出适用于该理论的独特的稳定性力量。罗尔斯的稳定性模式与霍布斯和密尔截然不同,关注的是良序社会的稳定性,是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其核心指向的是正当与善的融合性论证,其论证的关键在于阐明正义之善,但他的稳定性考察也存在着缺陷,没有说明应该如何权衡稳定性与道德理论建构的其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