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的首要主题——艾丽斯·杨对罗尔斯社会基本结构概念的批判与再界定

罗尔斯和艾丽斯·杨将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然而，杨批评罗尔斯基于分配范式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将成员物化为单纯的善品占有者而忽略了其行动和交往的意义；分配的逻辑被过度扩展至非物质善品领域而将这些善品不恰当地实体化，从而将产生和决定分配的社会过程与制度性背景置于正义考察的范围之外。杨基于社会过程的视角，将社会结构视为主体间通过行动和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历史结果，要求消除成员间结构性的压迫和宰制关系以保障其自决与自我发展的正义价值。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分配正义理论的两种辩护路径比较研究

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有两种辩护路径。第一种是从基础性的特定价值观念推导出具体的分配理论；第二种是从契约与程序引出分配原则，力图尽可能排除特定宗教、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观念对正义理论辩护的作用。通过对罗尔斯契约论的解析发现，第二种路径最终可以还原到第一种路径，这意味着契约程序路径的辩护效力被削弱了。本文试图论证，在正义理论的辩护上，诉诸程序的论证在道义上并不太可取，最终的辩护离不开特定价值观念。因而，对正义的辩护仍然依赖第一种路径。在理论上，该论证有助于局部理清当代分配正义及其牵涉的诸多纷争；在中国实践上，这有助于为中国当下分配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选择与启示，提示我们应当营造更深厚的社会正义的土壤和共识，以化解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阻力。为此，应当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诸多伦理、形而上学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构建出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分配理论的理论素材和公共文化。     

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诠释学意蕴——种基于反思平衡的解读

罗尔斯政治哲学蕴含一种诠释学的解读空间，这种解读能将效果历史意识引入其建构主义立场，该空间的大小则取决于反思平衡的彻底程度。如果反思平衡足够彻底，就足以在效果历史构成的视域循环中公平对待各种传统正义观构成的前见。围绕这一基点，罗尔斯在其前后期思想中分别发展出两种反思平衡形态，但这两种形态分别陷入不同困境而暗中引入基础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奥援，从而一定程度削弱了其政治哲学本应蕴含的诠释学意蕴。一方面，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证成理据并非全然基于反思平衡，另一方面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在证成问题上仍缺乏足够的历史哲学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