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论罗尔斯平等思想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尔斯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社会正义原则,但他更看重平等,因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构成了平等的基础.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如政治上的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公民基本自由要求权利平等原则,不允许公民间基本自由存在任何差别.在收人和财富的分配上,为克服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与人造成的不平等,他在承认效率原则和形式平等所遵循的纯粹正义的程序的前提下,提出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正义第二原则.     

罗尔斯"理性的"与"合理的"思想探讨及其方法论意义

理性的与合理的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它们一方面牵连着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和传承,另一方面又指认着黑格尔以后形成的"理性向合理性转向"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这一对范畴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罗尔斯构建其思想的基石,而且直接影响着其政治哲学的性质、地位和方法论指向。然而,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和阐释罗尔斯的思想时,却忽视了这一对范畴的重要性。本文试图立足罗尔斯整个思想体系的框架去理解和辨析这一对概念,以期深化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研究。     

探寻全球正义的法理基础——围绕罗尔斯正义理论国际意涵的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各国人民法》在正义理论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被批评为在国内与国际正义问题上存在理论上的不一致。一些世界主义者就国际正义的承担主体、作为集体的各国人民能否与国内正义理论中的个人截然分开,如何看待各国人民间的差异和平等权,如何把罗尔斯国内正义上反自由至上主义的差别原则应用于国际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罗尔斯本人对于此类批评也作过简要的答辩。这些有关国际正义的法理基础的争论和阐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公平的正义对功利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批判与颠覆

罗尔斯与穆勒对正义情感、原则、基础等问题的共同关切,为公平的正义颠覆功利的正义提供了可能与前提。公平的正义用基础的确定性、原则的公平性、关系的合理性超越了功利的正义的基础的模糊性、原则的不公平性、关系的颠倒性,实现了道德契约论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张扬。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对罗尔斯差异原则的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正义观为视角

为探究罗尔斯差异原则的主要内涵,对其所主张的自由和权利观点进行剖析。分析认为：差异原则仅仅着重劳动产品的分配,并不考虑劳动生产过程的自由和民主;他对基本权利进行区分,进而把对生产资料的权利作为非基本权利,这在主张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首先要扎根于人类劳动生产活动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丧失了作为指导人类最基本的劳动生产实践的规范价值;差异原则作为一种正义观在实践上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     

论柯亨对正义与平等的拯救

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柯亨宣称要将正义与平等从罗尔斯那里拯救出来,事实上也是在为运气平等主义寻找出路。运气平等主义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批评:其一,不能为运气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也很难描述一种取消运气影响的分配模式;其二,仅仅考虑道德任意性问题,忽视了其他的正义因素,因而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作为回应,柯亨提出,缺乏对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规定并不一定会影响正义的实现,我们可以借助于某种平等的社会风尚来实现正义;其次,运气平等主义只是对"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对事实不敏感的正义原则。尽管柯亨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中肯的,但我将通过分析指出,他的辩护并没有使运气平等主义摆脱上述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