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关系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成功的影响——互惠的调节作用

青年教师是高校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如何把这支队伍建设好、稳定住,并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功,不仅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也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保障.通过对国内8所高校共240名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研究师徒关系(由青年教师感知评价)对青年教师职业成功的影响,并检验互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师徒关系对青年教师职业成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互惠作为调节变量,在二者关系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此外师徒关系中的职业发展指导和社会心理指导两个维度对青年教师主观职业成功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互惠仅在职业发展指导和青年教师主观职业成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男生职业认同感的调查与对策——以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泉州幼高专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男生的职业认同感现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男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上水平;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地、不同年级的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男生的职业认同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独生的免费男幼师与非独生子女的男幼师在职业认同感存在显著性差异,且非独生子女得分高于独生子女。根据这一结果,从社会、高校、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对策与建议,为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男生的培养与管理提供教育启示。     

文化取向与职业类型：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的分化

在分析跨国族群认同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考察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状况。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并非笼统地被评判为强化或弱化,而是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表征,体现在由共同的历史文化、韩国时尚文化、韩国人思想观念和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等不同文化取向所形成的族群认同之中。在社会层面上,伴随着不同类型移民政策而产生的在韩中国朝鲜族职业分化,是导致他们跨国族群认同出现群体性分化的主因,表现在身份归属、社会交往、心理认知等诸多方面。本案例不仅补充了跨国族群认同理论的内容和观点,也为当前中国和韩国政府如何促进中国朝鲜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替代率研究

鉴于职业年金计划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养老保险改革造成的待遇下降问题,且多国已从中收益,中国也将其作为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必需工具,国办发[2015]18号文件就要求职业年金制度应于2014年10月初确立实施.但是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执行年限较短,一系列相关问题开始显现,如保障水平略低、收益渠道受限、配套措施缺失等.为此,建议及时采取灵活选取参保方式、开放创新投资手段、完善配套规定等措施来促进职业年金顺利发挥自身优势.     

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份认同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西安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现状调研数据,以政治参与中基层政治选举为切入点,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视了当前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但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不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一定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敏感度能够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可能性。     

并购情境下领导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下属上向信任的关系——组织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在并购情境下,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作为领导群体身份特征的表征,对内群体下属的上向信任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即高群体原型典型性的领导更容易获得下属的上向信任。而领导的组织身份凸显性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表征,负向调节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     

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径探讨

发展现代农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大量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遵循一定的逻辑,农业具有吸引力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逻辑前提,教育和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关键,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保障.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逻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提高农业的吸引力,丰富培育体系,完善保障机制.     

何去何从?通用人工智能视域下未来的教师与教师的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领域的发展必然与时俱进。当教师拥抱技术的同时,技术又将对教师产生哪些深刻的影响,是否会因机器替代人类教师而令这项神圣的职业走向消亡？时下,受“奇点”论的影响,该问题出现逻辑相同但结论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将全面超越人类,教师亦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乐观派”则认为,人工智能不外乎是一种技术,不会对教师职业产生实质影响。本文指出二者相关讨论的背后存有两大根本局限:其一,对人工智能和“奇点”的认识不够深刻;其二,分析逻辑存在严重漏洞,讨论的前提、支撑理论和证据选择皆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点”引申出的四类重要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并依据通用人工智能理论针对“悲观派”与“乐观派”关于教师及其未来予以回应。我们认为:“悲观派”和“乐观派”都是片面和偏激的。在未来,人类教师将面对机器教师的职业挑战,人类教师与机器教师将共同构成教师的两大主体,绝不是机器教师只以辅助教学的角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元职业”非但不会萎缩和消亡,反而会更加兴盛和蓬勃。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将从知识传承转向经验生长的引导,专用人工智能将教师从繁冗的事务性教学工作中抽离出来,通用人工智能则需要教师专注于学生个体化的经验建构从而回归教育本源。不同于机械或算法,经验空间的建构无法剥离环境而自动完成,因此,不论主体是人类还是类人机器,教师都永远不会缺席或“被”缺席。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