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非传统腐败”的特点及治理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时期社会转型,传统的腐败逐渐演变为非传统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合作、温和腐败和跨国腐败等.其高度的隐蔽性和巨大的危害性严重阻滞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预防非传统腐败的发生,重在推进制度建设,加大民主监督,深化改革,积极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腐败治理：人性假设、基本模式与路径选择

腐败的发生和治理都可以从人的本性去探究。自律与他律,前者注重调动主观自觉,后者着眼于强化客观制约,它们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模式,分别根植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各自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借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对中国预防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在探究腐败问题上,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腐败的治理,也有所涉及对腐败的预防,但对腐败存在的前因后果还没有系统的论证。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非正式制度、经济人原理等角度深入探讨预防腐败的深层机理,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而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为预防腐败寻找相应的对策。     

浅谈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反腐新思路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乃至愈演愈烈,腐败问题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和现代会建设的一大毒瘤。鉴于腐败问题已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反腐败只有从源头（制度）入手,才能彻底地、有效地消除腐败,本文将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反腐败进行制度上的研究。     

四个加大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的着力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这不仅体现了党的十七大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思路．而且又针对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提出了反腐防腐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为防治腐败提供信息化平台

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强执纪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力。公安机关行使多项社会管理职能．在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监督、维护党纪政纪严肃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工作优势。为充分发挥派驻部门职能作用．今年初我们按照市纪委监察局要求．对公安机关警务综合平台进行了系统优化和功能延伸,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通病,惩治腐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不仅与其本身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也与人们对腐败实质的不同认识有关。本文认为,腐败的实质是在既定制度前提下,不因公共权力使用的失误而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净福利的减少,完全是一种负的外部性。     

转型时期腐败的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非权力赋予的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本文从腐败分子滥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及程度,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等新特征。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客观权衡腐败零容忍、全面反腐、权力反腐的利弊,综合使用经济处罚、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手段,保持监督制度与权力格局的动态平衡、加强对监督人权益的保护,构建网络监督反腐新平台等反腐策略措施。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论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

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几个方面的论述上。研究邓小平对各领域风险的认识、成因分析、以及防范与治理的路径与方法,不但是对邓小平理论宝藏的有益探索,而且能在实践上为当下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