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促织》的英译本对比中西译者译风的不同

《促织》是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从词汇、句子结构和理解三大方面对比分析著名翻译家张庆年和丹尼斯、维克多等的两种译本,体现中西译者作为不同的翻译主体的不同的译风,分析其译风不同的客观原因,以期对国内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有所启发。     

论中国西南地区腰坑墓葬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兼论中国腰坑墓葬俗文化的起源

新石器至商代,腰坑葬俗主要分布在鄂西、三峡地区,然后由鄂西、三峡向西南地区传播,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广西、云南、四川.三国、唐宋时期除西南地区外,已不见这种葬俗事例.直至今日,西南地区仍见有这种葬俗.这种葬俗文化不仅在西南与东南地区文化交流中起过媒介作用,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     

中国风插画的设计和创新

不管是纸质媒体插画,还是数字媒体插画,都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表现方式。从中国风元素在插画艺术中的基本表现入手,对插画艺术与中国风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就如何提高中国风插画的设计水平提几点解决策略。     

沈宜修词的愁思怨缕

明代词人沈宜修以她典雅秀丽、温婉沉郁的词风,抒发出闺阁女子的愁绪心结,表达出思夫怀远的惆怅与寂寥,其雅质清丽的词作独树一帜,成为明末闺怨词的代表。     

论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特点和影响

奥基夫/法尔利的《阿拉丁或神灯》(1813)让《天方夜谭》中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成功地走上伦敦舞台，并对后世的阿拉丁改编剧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阿拉丁或神灯》的成功之处有三:第一，大规模的中国风；第二，约瑟夫·格里马尔迪的滑稽表演；第三，顺应社会进步的伴侣式婚姻观。它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处:第一，亨利·拜伦的《阿拉丁:了不起的无赖》(1861)继承《阿拉丁或神灯》的三个特点；第二，波洛克玩具剧院所用的剧本《阿拉丁或神灯》(1876)是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简写本。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忽必烈博弈北条时宗——战略管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复合视角

13世纪,蒙古人掀起了一场征服风暴,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辽阔帝国。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为使日本臣服,先后五次遣使日本未得到回应。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年轻气盛,坚拒诱降,下令将第六次蒙古使节团处决,忽必烈遂于1274与1281年两次派大军跨海攻日,北条时宗召集各大名军队在九州博多湾沿线修筑工事抵抗。因蒙元军后勤不济等原因,两次战役进入僵持阶段后突遇特大台风导致蒙古舰队倾覆沉没,损失惨重。两次远征未完成忽必烈将日本纳入蒙古掌控体系的目标。战后两年,34岁的北条时宗病故,镰仓幕府因无法封赏抗元有功的武士而统治基础动摇。忽必烈也因安南用兵放弃了第三次征日。此战是大陆国家向岛国跨海远征,战役距离、规模与作战复杂程度在冷兵器时代罕见。日本所称モンゴル襲来(蒙古袭来)作为刺激民族主义的素材,流传的"神风"影响至今可见。从文化人类学看,封闭环境对外界本能式的过激反应对事态恶化难咎其责,而战役本身因触犯了战略管理学与军事上若干大忌而已预设结局,却以其余波撬动了历史。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